一个“80后”豆红的电影自白_谢飞_创作_中国

原标题：一个“80后”豆红的电影自白

在这个8月刚刚迎来自己80岁生日的谢飞，是他那一代电影人乃至整个中国影坛中独树一帜的艺术家。

作为著名导演、中国“第四代”导演中的代表性人物、金熊奖和银熊奖双料得主，谢飞拍摄过《湘女萧萧》《本命年》《黑骏马》《香魂女》等影史留名的精彩影片。

谢飞的创作生涯与严肃的哲理思考和人文精神探索紧密缠绕在一起，让他的作品充满时代洞察与情感能量。

自1965年开始，他将大半生贡献给了中国电影教育事业，在多年的教学探索中，逐渐形成自己的教育理念和主张。

他始终致力于扶持青年电影创作，总是精神矍铄地出席活动为青年电影站台。近年，谢飞还以“网红”身份活跃于知名电影网站和电影社群，不断为国产新作“把脉”，及时地分享自己对全球新片的犀利点评，与年轻电影人打成一片，是中国新一代电影观众最熟悉的“老导演”。

有学者评价谢飞是“一个儒者”，指出他不仅是一个理论家，还是一个行动派。

谢飞的无尽能量与真知灼见，令人在钦佩与赞叹之余不禁好奇，他究竟是如何在创作者、教育家和“网红”身份中实现转换的？他对中国电影创作、教育和发展的未来有怎样的看法？在谢飞独一无二的传奇艺术人生中，又藏有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

8月27日，“80后”谢飞带着他的两本新书 《电影导演创作》《叙旧与尝新》，围绕他作为电影创作者、电影教育家和影评“网红”三重身份在SKP-S畅谈他的艺术生涯，分享对时下影坛的洞见。

当天交流的内容长达两个半小时，我们先截取部分断片和大家分享。

Q：您刚刚度过了80岁生日，生日是怎么过的？这个年纪是一个虚构的刻度，还是真会有真切的生命感受？

谢飞：有一种说法“过九不过十”，所以去年已经过过一次80岁生日。今年在FIRST——我在那里当名誉主席，已经连续去了九年——他们也给我过。

或许因为教师和创作者的身份，我没有觉得七十几、八十几有什么区别。退休以后，我的重心转向了整理“故纸堆”的工作。

开始反思、回望，这就证明我老了（笑）。

我母亲是老红军，活到了107岁。当时穷人家的出生日子没有一个准确的时间，她是1912年还是1913年出生，只记得外婆说是皇帝下台的大年三十。

我看过她年轻时的档案，字写得很差，生日那一栏有时候是12、13，或者是个黑疙瘩。她快到100岁时着急，说她应该是1911年出生，我们就安慰她，皇帝下台传到四川的穷山沟，1913年已经不错了，老太太也还满意（笑）。

我们家是五男二女，姐姐去世得早，我哥哥和我弟弟一直陪着我母亲快20年。 我意识到，当你需要去尽孝时，你的父母老了，自己也老了。

2012年我70岁时，我搬去与母亲同住，发现了许多有价值的材料，特别是我父亲给两个家庭的妻子儿女写的100多封家书。于是开始扫描、整理成文档、写读后感，2015年由三联出版了《谢觉哉家书》。

当时在新书发布会上，戴锦华评价， 这是把谢家的私有财产奉献给社会。我觉得我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后来我开始整理父亲的日记。

最早能找到的是1919年，20年代有一些残本，1937年到1969年一本不落，它在历史和文化上都是非常有价值的。

Q：您当时为什么会进入高干子弟大多不会选择的文艺工作中？结合您的导演身份，第四代的风格的建立是自身的选择还是时代的促进？

谢飞：我在《电影导演创作》的第一章“怎样学导演”中以身说法。我也做老师近50年，常常经常琢磨艺术人才怎么出现、天分是什么、如何创造益于艺术人才成长的环境等等问题。

第二章我讲到艺术和时代。我们这一代人40年代出生，50年代上学，60年代上中学或大学，都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尖锐斗争的时期。 我从15岁之后几年间的看片笔记，大约有420部左右，70%都是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和中国的影片。这有它的优点，也有局限性。

我小学和初中都是住校，到了高中选择走读，所以考进了北京四中。这样就能晚上去看戏和电影，比如《雷雨》至少看过三四次。四中原有6个理科班，高一时，学校决定因材施教，愿意学文科的可以报名，我们有37个人报名，组成了高二（7）班。后来找了一个平房，加强作文和文学名著欣赏。我们班最后有两个人考上电影学院导演系。

这些趣闻是在讲， 人逃不过时代的限制，但可以在时代中寻找机会，发挥长处。

当时电影学院那一届导演班招了21个学生，其中居然有五六个是高干子弟。虽然可能有一点优越感，但还是坚持完成学业，毕业后选择留校。

我认为绝不能做一个空头老师，所以抓住许多机会拍电影。 可以说大部分的创作都是为了教书教得更好，通过自己的导演实践，把怎么做导演教得更实在。

这个行当是要有理论，更要有实践，只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理论才是有价值的。在我讲课的前20年左右，还是大量使用别人的例子，比如苏联或美国的世界名片。但这些只能欣赏或猜想别人是怎么做的，所以在这本书中， 我讲自己的经验或许能够在实战中更有参考性。

我希望能够写一本能够被使用的教材，让我们的教学更具规范性和得到质量的保证。 当了一辈子老师，希望能够用一本教材书来为教学服务。

王垚：谢飞老师其实是最早一批“电影节玩家”，拎着自己的电影拷贝就去了戛纳。所以大家关注谢老师就会发现他每年去许多电影节。

之前我们闲聊，谈到原本第四代数到四五个数到谢老师，但现在会首先提他，为什么谢老师长跑跑赢了？

其实很简单，就是谢老师的片子看得到。

谢飞：用代际来划分中国导演是80年代中期第五代在国际上的突然崛起，电影理论家和评论家开始对以往的中国电影导演归类，是往前推的。

它被应用说明具有一定合理性，新中国建立前后和文革前后，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不同时代的导演有对应时代的共同性。

我最近在整理我认为至今还值得看的影片，我挑选了《大路》和《小城之春》，这就是第二代。第四代是文革前受的教育，文革后开始拍戏。 第四代虽然艺术生命相对短一些，但碰上了80年代思想解放的好时期。

很早之前，我有一个学生做影碟行业， 我就把我的六部影片转成了1K的数码格式，后来又加上中英文字幕做成数字拷贝，去全世界放映。连我的学生田壮壮都问我，“你怎么有自己的电影拷贝？我都不知道去哪里找到自己的拷贝。” （笑）在数字化时代，作品数字化是非常重要的与观众再见的方式。

虽然我已经80岁了，但是我还是觉得需要不断地接受新事物，一定要走在时代的前面，不能让年轻人把你“ 骗”咯 （笑）。

Q：第四代的作品出现了许多银幕上不曾有过的、较为大胆、比如对于情感的直接表现，对此您怎么看？

谢飞：我们这一代人，基本都在80年代进行思想解放和蜕变，意识到过去的一些东西是需要被摧毁的，从而在那时 开始真实且全面地描写人性，这是最大的变化。

60年代，苏联的解冻文学就开始描写战争时期人的多种情感，而第四代和第五代多采用文学的方法进行创作是因为文学走得最快。

小说是个人创作，电影是工业的集体创作，所以较慢。

《雁南飞》剧照

我记得我们学校文学课，同学们说想要听沈从文、张承志，给了我启发。

包括我看我60年代的观影笔记，那时候我也一度并不觉得《小城之春》有多么好。而到了80年代，香港一批影评家评“中国十大优秀电影”，《小城之春》排第一名，“世界十大优秀电影”《小城之春》排在第三，仅在《罗生门》《公民凯恩》之后。

这一阵风潮吹到内地，大家再回看，才能接受。 因为过去我们在用简单化的语境去评判，觉得违反常识、违反艺术。

《小城之春》剧照

在这个时候我接到《湘女萧萧》的剧本。那时候黄健中《良家妇女》已经开拍了，两个故事几乎一样，我一查这是一个文革后写的新小说，而《湘女萧萧》是沈从文50多年前写的小说，我觉得是有价值的，所以把它搬上银幕。

但也就需要面对戏中萧萧这个女孩情欲爆发的表现问题，包括寡妇游街的场景，当时专门拍了两个版本，最后大胆的那个版本通过了。

到《本命年》《香魂女》左右， 我就一直在写人性的真善美、假丑恶的复杂性，这样全世界的观众都会理解、都会触动。

Q：《本命年》拿了柏林银熊（和《喜宴》一同获得最佳影片），《香魂女》拿了柏林金熊，您后来为什么没有选择再更进一步，比如往戛纳送片，是时代的原因还是个人的选择？

谢飞：当时其实是没太有这个意识。但《湘女萧萧》我是送去了戛纳的，当时我在美国做访问学者，带着《湘女萧萧》和《我们的田野》两个电影的拷贝，每个片子是两个铁桶，提着去了。

当时有人反映说《湘女萧萧》中间好像断了，我很笃定没有缺本，于是接到通知准备参加“一种观点”的展映，当时这个单元还没有竞赛。

但放映时还是出了问题。实际上是他们把拷贝第6和9本放错了。在正式放映那一天，前一个镜头还是萧萧和长工在野合，下一个镜头就是萧萧说自己怀孕了，这实在也太快了！全场观众哄堂大笑。

我跑去放映室赶紧反映，但是他们已经把十本接成了一个大盘，最后停了15分钟把它倒过来，重新放映。可能是顺序弄错了，故事不太承接，没让我进主竞赛（笑）。

谢飞在1987年戛纳电影节开幕式红毯上

后来的《本命年》和《香魂女》是柏林的选片人挑中的。后来《黑骏马》去蒙特利尔，也是他们的选片人跟中国关系比较亲近。

其中当然有阴差阳错，但也有很多电影节的学问，那会儿我们了解的还是不够多。

Q：您作为“80后”，却特别热衷互联网，很多人亲切地称您为“豆红”。您怎么看待当下网络作为电影产业发展的土壤？

谢飞：我比较早地感受到， 传统的影评人其实作用不太大了。纸媒的时代影评人还是非常重要的，当时《纽约客》有一篇《湘女萧萧》的评论，说这部影片是非常学院派的，它的人类学的学术价值远远超越电影本身，所以导致在票房的回收上不是很理想。

自从录像带、互联网出现后，观众就分散开了。 我个人认为网络平台的评分已经取代了传统媒体的评价。比如我自己就会看豆瓣7分以上的片子 （笑）。

同时 中外网站差距很大，比如IMDB的榜单要到很后面才有一部《花样年华》。但我们的榜单第二名就是《霸王别姬》。

我现在写影评主要还是享受、娱乐，也一直在学习。去年FIRST张艾嘉带领的评审团评出的两个大奖我都不是很喜欢，当时我认为它们重在形式而内容相对单薄。

在80年代，第四代拍出了《小花》《苦恼人的笑》，理论家张暖忻提出“ 电影语言的现代化”、“ 电影要和戏剧离婚”，没想到到我老了，却反过来提醒年轻人要注重电影的文学价值 （笑）。

今年我写了《电影自来水笔的新时代》，我觉得对我有触动，有一些完全不按常规出牌的新电影，不讲情节的起承转合，只讲一种状态，虽然可能只有一小部分人喜欢，但可能也很有价值。所以作为评论界，其实不应太狭窄。这是我对自己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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