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散文（精选21篇）
父亲的散文（精选21篇）
父亲的海
文/刘建超
父亲名字叫泉水，出生在豫西的一个坡高地贫缺水的乡村。全村几百号人家，只有村东头的一口老井，水金贵得很。为了给家里带来好运，爷爷给父亲起名叫泉水，并在自家地里打井挖水，一辈子也没有打出一眼泉水。父亲说，他走出家乡之前，见过最大的水面就是离村子五里路远的苇塘子。
苇塘子有半亩地大，聚集着一洼浑水，却是娃娃们的天堂，光着屁股蛋子在池塘里扑腾，溅起的水珠淋在塘边洗衣服的媳妇婆婆身上，招来大人疼爱的嗔骂。父亲说，那时他以为，天下只有村里的这一个池塘子。
父亲参军，第一次经过黄河，他都傻眼了，还有这么大的池塘子啊。休整时，他就大咧咧扎进了黄河，以为和家乡的苇塘子一样，狗刨式扑腾个来回。若不是班里有个水性好的战友把他扯上来，父亲“就喂鲤鱼了”。班长指着父亲的鼻子破口大骂，“你还是泉水，我看你是祸水。还没打仗，你先淹死啊。”
父亲跟着部队南下，一直打到浙江舟山，第一次见到了大海。父亲说，“那日舟山的海蓝如天，风平浪静如一面镜子，海面上有往来的帆船。我真不知道海是什么东西，我还以为海也和家乡的黄土地一样，在海上面可以种粮食，不然海边的老百姓吃什么？”
部队改编，父亲说，“我这个旱鸭子一下子成了海军。”他以为海军就是要上舰艇，开着军舰像开着坦克车一样去打仗了。父亲被分配到一个小岛上，只有他和一名老兵，守着一盏信号灯。父亲每天就是在小岛上巡逻，给信号灯添加柴油，单调枯燥，可父亲却喜爱上了这个小岛。在守岛的日子里，他学会了游泳，学会了钓鱼，关键是他收获了爱情。
母亲是父亲小时的伙伴，是唯一可以看着父亲在苇塘里狗刨式折腾的女孩。父亲的书信几乎每一封都是他所在海岛的说明书，岛的静、岛的动、岛的趣、岛的乐，没有一句岛的苦。父亲告诉母亲，坐在礁石上可以看到水中的鱼，扎个猛子可以捞出红薯大小的海参，晚上睡觉，都会有螃蟹来敲门。
母亲被父亲的描绘迷乱了，硬是背着家里人，带着红薯干炒花生到了舟山。给岛上送给养的船一星期上岛一次，母亲等到上岛的那天，竟遇到了风浪，恨不得把人颠簸的把胆汁都吐出来，船还是靠不了岛，只依稀地看到一个人影在挥手。母亲就因那一次没有上岛，她决定死心塌地要嫁给父亲。母亲说，那么艰苦的日子父亲都乐观地面对着，跟着这样的男人，靠得住。
父亲在部队待了25年，上世纪70年代初转业，他打算留在舟山，可母亲执意要回内地，回到老人身边。母亲说：“从来没见过你父亲流泪，离开部队时他专门又去了曾经待过的小岛，泪流满面，就那一次。”
父亲回到内地，心却依然惦记着海岛。闲暇时，他就和邻居同事说海岛逸闻趣事，去菜市场逛也是围着海鲜摊转来转去，给鱼贩子讲各种鱼的特点，如何烧制才能味道鲜美。看电视，他总要看海洋气象预报，谁要在这时换频道他就会很生气，预报有台风他就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
我参加高考失利，心情沮丧，精神也有些颓废。父亲说：“这点磨难就蔫巴了？你真该去体验体验大海，去磨练磨练什么是胸怀。”正赶上招兵，而且是海军。父亲不由分说，拉着我去报名，于是，我成了家里的第二代人民海军。入伍4年，回家探亲，给亲朋好友带了各种海产品。为了父亲，我专门去了他当年驻守的那个小海岛。海岛上已没有驻军，也没有信号灯了。我用水壶装了半壶海岛的细沙、半壶海水。父亲兴奋了，买来一个小鱼缸，把水壶里的沙子和海水倒进鱼缸里，用手捏一撮细沙在水里洗淘。
父亲希望我能够留在部队，能成为一名职业军人。可是，几经风雨我还是退伍回到了家乡。几十年过去了，我在市里成家立业，有了孩子。父亲还是住在县城，保持着他的习惯，逛逛菜市场的海鲜摊，看看海洋气象预报。
几年前的一天中午，父亲打来电话，要我晚上无论如何都回家一趟。我以为家里出了什么事，急急忙忙往家赶。回到家里，母亲做了一桌子的菜，父亲拿出珍藏了几十年的好酒说：“今天咱爷儿俩一醉方休。”我有些迷惑，就问他：“今天什么日子啊，有啥喜事？”父亲眼睛一瞪说：“亏你还当过人民海军哪，今天是辽宁舰正式入列的日子，咱海军也有航空母舰了。”
我的心头发热，接过酒杯说：“老爸，我敬老兵一杯。”
老父亲又把他当兵的经历讲了一番，讲他的海岛，他的信号灯，还有中国航母……
那一夜，父亲开怀畅饮，也是他有生之年最后一次畅饮。
第二年，父亲脑溢血住院。经过４０多天的抢救，父亲醒了过来，留下了后遗症：文字全不认识了，许多事情都不记得了，连亲人朋友的名字都记不得了。但是，他记得海岛，记得信号灯。后来，父亲再次住院，说话已经含糊不清。他把家人召集到床前，商讨身后事。
我说，父亲说过，他身后事从简，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
父亲摇摇头，口中“啊啊”地含糊着，望着母亲。
母亲说：“老头子，我知道你对当年没有留在海边一直心结不解啊，都是我当年不好，硬扯着你回来。你放心，等我俩都走了，让孩子给咱办个海葬，把骨灰撒向大海，撒在你当年的海岛上，我陪你一起守护大海。”
父亲欣慰地笑了，伸出枯瘦的手，抹去母亲的泪痕，自己的眼角却滴下海水一样滋味的泪水。
屋顶上的“海洋”
文/盛文强
走在半岛的巷子里，忽然间黑影闪动，有什么东西从房坡滑落下来，一直钻进后脖领。路人急切中回手截住，像一截粗糙的木棍顶在后背。摸出来一看，竟然是一条半干的梭鱼。这种事情在半岛是再正常不过的。有时可能是干得发硬的梭鱼，或许是蹦虾。过路人遇到这种事情倒也不会惊慌，他会掏出来，然后甩手把它们扔回房坡。看着鱼虾飞旋着升空，衬着高远的蓝天腾跃上房，路人的心情应该是愉快的。因为在他的头上，是浩无边际的“屋顶海洋”，房脊像起伏的波浪，晾晒的海鱼海虾密布其间。
房坡上的鱼虾
那时节，晾晒鱼虾前先要煮熟。半岛上的居民煮鱼虾要用巨型的生铁锅，因此家家都有一两口这样的锅。在我的记忆中，母亲煮沸了半锅水，整盆的小鱼小虾混杂在一起，一股脑倒进锅里。几个起落之后，小虾鲜红，小鱼雪白，粗盐粒扔进去，就算盐渍过了，红白相间的一团盛满了笸箩。而我的任务就是抱着笸箩上房，把它交给厢房顶上负责晾晒的父亲。
我家翻晒鱼虾的工具是父亲发明的。父亲在一块长条的木板上裁出了宽大的锯齿边，安上圆木把手，做成了木耙。我坐在一边，看父亲推开了小山似的鱼虾，来回几下，它们在房顶铺了均匀的一层，木耙的锯齿留下了层层波浪纹。
慢慢的，厢房顶上已经晒满，余下的就要倒在正房顶上了。正房没有台阶，和厢房只有一墙相连，父亲总是从墙头上走过去，墙头仅能并排放开两只脚，他从不允许我上去。父亲把笸箩扔给我，他自顾拖着木耙来回走动，他走过的地方，鱼虾盖住了水泥屋顶。
正房比厢房高出一大截，那里有我平时看不见的风景。父亲招呼我把笸箩再扔给他，我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一只胳膊夹着笸箩上了墙头。刚走几步，脚底下开始摇晃，往下一看，一时间天旋地转，院里的月季花和水泥地交错出现，想回去已经不能转身了。
“站在那儿别动。”父亲大声说着，从正房上窜下来，一把揽住我的腰，把我夹在胳膊下，我看见水缸、房门、花丛刹那间向一侧横着飞了出去。我的笸箩脱手了，掉在院里的水泥地上，哗啦啦满地打转转。
来到厢房顶上，父亲把我放下，长出了一口气，很长时间没说话。如今，我把这段往事拿出来重新审视，愈发感到父亲当时所受惊吓要远远比我多。
飞贝壳的少年
我家的厢房是以大院的南墙为依托而垒起的几间平顶房子，北面随便开了几个绿油漆的木门，里面存放渔网和杂物，成了渔村常用的仓库。在厢房不起眼的拐角处，红砖砌成的台阶通向平滑光洁的屋顶，阳光闪耀的时节，这里摊晒着鱼虾。
五月里，乌云的黑气随时降临，浓黑盖住了地面，沿着院墙上升，这是暴风雨的前兆。鱼虾都收起来了，厢房顶上一片空旷，这时常有孩子站在上面，他们把椭圆的贝壳抵在食指和拇指之间，抡圆了胳膊，自后往前挥出，与此同时奋力用食指把贝壳弹射到低沉的天幕上，漫天飘着飞旋的贝壳，有的被逆风吹回来，落在水泥屋顶上摔得粉碎，三角形的碎块四处跳跃，最初的落点留下了海鸥粪便似的白斑，令人想起夏季的黑礁石，朝着海的一面全是这样耀眼的白。
早年间的厢房顶部留有一个圆洞，趴在洞口往下看，厢房里摆着一口水缸，缸口正对着房顶的圆洞，正午的阳光会把水缸照亮，细小的尘埃在缸口飞升，被屋顶的圆洞吸走。每年秋后，厢房顶上的海米晒好了，经过皮手套的揉搓脱皮，将它们举到空中再放下，落到地上的是橘红的弯曲肉段，破碎的外壳则被风吹走了。
收海米时，只需在厢房屋顶，冲着圆洞倾倒下去，屋里的缸就接得稳稳的，省去了上下搬运之苦。那年正是海米丰收的季节，我随着父母一起忙碌，时不时抓起几个海米放进嘴里大嚼，父母也不加阻拦。就在父母忙着收海米的时候，我却一脚踩空，从圆洞里掉下去，父母惊呼着从厢房上跑下来，推开厢房的门，见我正从缸里探出头来，嘴里塞满了海米，耳朵和鼻子里也有海米落出来，我的父亲母亲转惊为喜，一家人大笑起来，笑声沿着屋顶的圆洞攀援而出，在渔村上空鼓荡！
那年是难得一见的丰收年。在这样的日子里，孩子们可以放肆，所有的过失也可以忽略不计，所有的惊恐与不悦也都化为云烟，这是我对厢房最初的记忆。
许多年后，厢房依然耸立，渔村的上空依稀剩下一个孩子奋力挥动胳膊的身影，雪白的贝壳最终消失在黑幕里。一千多年前这里就有了渔村，厢房在每家每户的院子里拔地而起，厢房的屋顶上一样站着一个弹射贝壳的孩子。当贝壳在空中升到最高点时，一只蛎鹬恰好飞过，就在贝壳快要贴到肚皮的时候，它猛扇几下翅膀，往前紧赶几步，终于把贝壳甩在了身后，随后在孩子们的头顶盘旋飞过。每年春季到来，当海边的劲风变得松软的时刻，蛎鹬从海上飞来，路过半岛的这个岬角，照例在渔村上空经过，它躲闪着空中飞旋的贝壳，见证着渔村孩子的童年回忆。
枣情
文/刘昌宇
秋风起，枣儿甜。几场秋雨过后，故乡的大枣满山满坡的红了。摘下一个枣儿放入嘴里，一股清爽甘甜的味道，瞬间就征服了味蕾，也勾起了我浓浓的思乡情。
小时候，家中大院栽着一株枣树。每到秋天时分，小小的枣儿就像喝醉了酒，红着脸儿，在秋风里摇曳着圆润的身子。枣儿泛红的时节，正是暑假之时。记得6岁那年的秋天，我正在家中午睡，睡梦中突被一阵“窸窸窣窣”的声响惊醒。醒来一看，原来，是村中的马大傻子正手拿竹杆，在院墙外打我家的枣儿。我当即冲出院门，把马大傻逮个正着，正要把他往家中拉时，正好父亲下地回来。父亲严厉地喝住了我，问明了情况后，父亲不但没有责备他，相反，还返回院内，把洒落在地上的红枣用袋子装了，送给了他。我不解地问父亲，为何要帮助一个非亲非故，且神志不清的人。父亲笑了：“再非亲非故，也是一个村的，看着人家饱一餐，饿一餐的，也怪可怜的。况且，正因为他神志不清，就更应该多帮帮他。”以后，再遇到马大傻子来我家“偷”枣时，我都会学着父亲样，把他打落在我家院落里的枣儿收好，然后全送给他。令人称奇的是，若干年后，马大傻的精神病竟被一个老中医治好。在一次赶集中，他主动跟父亲提及当年的往事，对父亲当年的善举，一再表示感谢。而父亲只是谦和地一笑：“言重了，只要枣儿甜，没浪费掉，谁吃不都一样？都是一个村的，能帮衬一点是一点，言谢就见外了。”
星移斗转，我上高中那年，院中的枣树也越发地高大了。每到枣熟季节，父亲都会拿出长梯，在母亲的扶助下，爬上高高的枣树，开始采摘枣子。每次看着父亲在枣树上忙碌的身影，几次我都要爬上枣树帮父亲摘枣子，可每次都会被父亲以“这不是你干的事，别误了读书”劝回。为了给我筹集学费，父亲每每摘完了枣，总是急着赶往市场，趁着枣子新鲜，好卖个好价钱。而每年秋天，我家的枣树无一例外，都能取得大丰收。父亲就靠着这笔收入，解决了我新学期的上学费用。
后来，我参加工作远离了故乡。每到秋冬时节，总能通过绿色的邮路，收到父亲从故乡寄来的红枣，那些枣儿带着泥土的芬芳，带着故乡脉脉温情，带着岁月的甘甜，丝丝缕缕地浸润着我的心。想家时，泡上一杯浓茶，里面再放进三两颗故乡的红枣，通体舒泰，只觉暖意萦怀。孤寂时，随手抓起一颗故乡的红枣丢进嘴里，甜香无比，一时间，解了我几多乡愁。
今又清秋，母亲一个电话又勾起了我的乡愁。电话里母亲告诉我，说父亲年事已高，腿脚多有不便，加之院中枣树去年遭了雷击，现已枯死。母亲还说，父亲知我爱吃家乡的红枣，上个星期特意要她上街买些红枣在家中晾晒，再过半个月左右，就可以给我寄来了。
听到这里，我的眼角突地湿润了，想想好久也没回家看父母了，便回复母亲说：“妈，红枣就别寄了，过两天我来看你和爸。”
我认识的“国庆”们
文/马从春
中国人历来爱国，图喜庆，在10月1日国庆节这天出生的孩子，干脆直接起名叫国庆，少了取名烦恼，还多了层特别的含义。
我认识的第一个国庆，是我的父亲。父亲生于上世纪50年代初的一个国庆节，爷爷是村里以前的私塾先生，中年得子喜不自胜，取名国庆，暗含一节双庆之意。尽管父亲只是个农民，可是自学成才，是村里有名的庄稼能手。这些年，父亲带着乡亲们发展经济作物，年年丰收，已经过上小康生活。年已六旬的他骄傲地说，新中国就是好，国庆是个充满欢乐和收获的好日子。
读初中时，我的英语老师也叫做国庆。这个国庆刚从师范学校毕业，年龄与学生们相仿，我们都亲切地叫他国庆老师。他为人随和，课堂风格幽默睿智，很受大家的欢迎。那时候我的英语很差，学习有些吃力，情绪比较悲观。国庆老师了解后，经常找我聊天谈心，课下还帮我辅导功课，最后我的英语有了很大进步，在中考几乎得了满分。有趣的是，后来国庆老师找了个中秋出生的爱人，我们都打趣地说：“你和师母真是般配，每年先过中秋，再过国庆，佳节成双成对，可喜可贺。”他听了，也不生气，而是很开心地笑着，完全没有师长的架子。
最厉害的国庆，是我的一个高中同学。这家伙是个书呆子，学习成绩好得总是让我们望尘莫及。这个国庆斯斯文文瘦高个儿，鼻梁上架着一副厚厚的眼镜。他聪颖而好学，每天捧着书本，教室、图书馆和寝室三点一线，每次考试都是第一。高中毕业时，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清华大学，同时也是我们母校史上第一个上清华的学生。清华里的国庆学习依旧很努力，后来远赴美国留学，如今已是当地一所大学里最年轻的教授，每年频繁地往返于中美之间。同学聚会，有人开他玩笑：“还是你厉害，可以在美国那里庆祝自己的国庆节。”大家听了，笑得前俯后仰。
我所认识的这些国庆们，虽然职业不同，经历各异，但是都与新中国的生日结缘，都在忙忙碌碌地生活和工作着，各自踏踏实实地做着自己的贡献。
父亲的味道
文/黄红坤
公交车停靠站时，上来一个农民工打扮的中年男子，车内拥挤，他和我靠得很近。我闻到他身上有股“铁腥”又杂着一点焦皮的“臭味”，旁边的人们或扭头或掩鼻。我心里一颤，又想起远在千里之外的父亲，和那曾经熟悉的味道。
我的父亲曾是机械厂的工人，每天都和车床、铁、电焊打交道。日子久了，身上便有一股独特的味道。这股味道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觉得是一股“臭味”。听母亲说，在我两岁那年，有一次父亲下班回家后在院子里看到我，便张开双臂唤我跑过去。我兴奋地迈开跌跌撞撞的小步伐奔向父亲的怀抱。可当父亲真的抱住我的时候，我推开了父亲的怀抱，说：“爸爸臭臭，爸爸该洗澡了。”父亲笑了。从此，父亲若当天电焊工作量大时，下班后必定先洗澡了再抱我。母亲告诉我，那是因为父亲在厂里天天接触那些铁啊、电焊啊沾上的“铁腥”味。我们一家人的生活也是全靠父亲这带有味道的工作。
当我记事后，我已熟悉父亲身上的特殊味道。记得有一次我三更半夜发起了高烧，父亲匆匆打着电筒背起我去医院。父亲走得飞快，随着一声“哎呀”，一个踉跄，他单膝跪倒在了地上，手电筒甩了出去。父亲摔倒了，他左手撑在地上，右手护着背上的我。父亲扭头问我：“吓着你了吧？别怕，爸爸在这儿呢。”他随即起身，在身上拍掉左手的沙子，捡起电筒继续赶路。在医院探温时，我看到父亲左膝盖的裤子破了，破洞周边有血印，才知道刚才父亲摔得不轻。我问父亲：“爸爸，你的脚出血了，疼吗？”父亲怜爱地摸着我的头，说：“你这孩子，发着烧还记得爸爸这点伤。我没事，爸爸壮着呢。”说完用手将我的头轻轻地往他的怀里靠。这时，我闻到了父亲身上那熟悉的“铁腥”味，也是父亲“爱”的味道。
这股爱的味道一直留在我的心里，陪着我外出求学、工作、结婚、生子，清香而温暖。这些年回家，我发现父亲身上的“铁腥”味明显淡了。特别是今年，父亲问我工作是否如意，唠叨我要按时吃饭。这时，我就坐在他的身边。我头靠在他的肩头上，竟没有闻到那股熟悉的“铁腥”味。我心里一颤，父亲的味道去哪儿了？当我抬起头，看到父亲眼角的皱纹和两鬓稀疏的白发，我才知道，原来，父亲已在不知不觉中变老了。他的子女已经长大成人，可以自力更生，而他也已不再从事那特殊味道的工作了。
父亲的味道，是他当年为了我们这个家努力奋斗的见证。这个见证值得我们尊重和珍惜。如今，父亲老了，那股味道便会随风逝去，不变的是父爱的味道。
海是藏不住的
文/蔡崇达
我6岁的时候，才第一次看到海，虽然我是在海边长大的孩子，而且我的父亲就是一名海员。
那次看到海，是在去外祖母家的路上。沿着乡间的小路，跟在母亲的身后走，我总感觉路边的甘蔗林里传来明晃晃的亮光。我趁母亲不备便往那里跑，这才看到了海。
追过来的母亲生气地说：“你父亲不让你看海，就怕你觉得好玩自己就跑来了，担心你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其实父亲担心的不仅是这个。回到家里，我父亲郑重地对我说：“我小时候就是老觉得在海边好玩、在船上生活好玩，这才过上现在的生活。但在海上工作太辛苦了，我希望你好好读书，将来不要再从事海上的工作。”
东石，我生活的这个小镇，或许有太多像我父亲那样的人。十几年来，小镇发展的趋势一直往反方向滋长，整个小镇在集体逃离那片曾带给他们乐趣和磨难的海洋。然而这片试图被父母藏住的海，却因父母的禁止越发吸引我。
再次去外祖母家的路上，我突然放开步子往甘蔗林那里冲。母亲气恼地追我，把我追急了，我竟“扑通”往海里一跳，海水迅速把我淹没了，那咸咸的海水包裹着我，把我往怀里搂。这海水之上那碎银一样的阳光铺满我的瞳孔，让我陶醉。等我醒来的时候，我已经躺在了医院的病床上。
海是藏不住的。父母因为自己曾经受过的伤痛和对我的爱护，硬是要掩饰。我听到海浪声，以为是风声；闻到海腥味，以为是远处化工厂的味道。然而，那庞大的东西一直在起伏着，而且永远以光亮、声响在召唤着我。我总会发现，而且反倒因为曾经的掩饰，我会更加在意它，更加狂热地喜欢它。
那次溺水之后，父亲突然带我去航行。那真是可怕的记忆，我在船上吐得想哭，却没力气哭出声，我求父亲让我赶紧靠岸。从那之后，我不再疯狂地往海边跑，但也没惧怕海，我知道自己和它相处的最好方式是什么。那就是坐在海边，享受着海风亲昵地抚摸，享受着包裹住我的庞大的湛蓝和那种即便一个人也不觉得孤独的安宁。年龄更大一点后，我还喜欢骑着摩托车，沿着海岸线一直兜风。
海藏不住，也圈不住。对待海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每个人找到自己和它相处的方式。每片海，都沉浮着不同的景致，也翻滚着各自的危险。生活也是，人的欲望也是。
以前以为节制或者用自我的逻辑框住，甚至掩耳盗铃地藏起来是最好的方法，然而，无论如何，它终究永远在那里躁动地起伏着。我期许自己活得更真实也更诚实，要接受甚至喜欢自己身上起伏的每一部分，这样才能更喜欢这个世界。我希望自己懂得处理、欣赏各种欲求以及人性的各种丑陋与美好，找到和它们相处的最好方式。我也希望自己最终能把这一路看到的风景，全部用审美的笔触表达出来。
我一定要找到和每片海相处的距离，找到欣赏它们的最好方式。
今夜我将敬月
文/杨全富
临近中秋节，那一轮月亮就更加的明亮，更加的浑圆。当一袭黑色的幕布在天边渐渐拉伸开来时，夜就悄然间降临在这座我栖居的小城里。站在阳台上，看着渐渐失去光泽的天空，我怅然若失，然而这伤感还没有酝酿太久，月儿这个精灵已经从山边努力的探出了头，在云朵之中若隐若现。不一会儿，月儿就冲破了大山的笼裹，悬挂在湛蓝的天空里，那清冷的月光霎时间洒满大地，给这个无边的宇内增添了一丝生气，一些活力。看着眼前柔柔的月光和黑魆魆的大山，忽然间，时光仿佛倒流，儿时中秋敬月的场景一下浮现在我的眼前。
记得小时候，由于受地质条件的制约，老家的人们并不富裕，吃的都是自己地里出产的玉米等粗粮，在天旱的日子里就连这粗粮都会断顿，只好饱一顿饥一顿的，那时候，生产队组织电影队到村寨中播放电影，从黑布勾边的白色屏幕里我们看到了雪白的大米，这让我们这些小孩垂涎欲滴，吃一顿大米饭就成为我小时候的最初梦想。7岁那年的春节，父亲凭关系买来了几斤大米，那一年的除夕夜终于吃到了用大米熬成的粥，那香喷喷的味儿至今令我回味无穷。那时候母亲每天都要到地里去劳作，虽然我们年龄还很小，但是也要力所能及的帮助大人们干活，喂猪放羊干家务是我们每天必须完成的任务。清晨忙完家务之后，我们几个邻里的孩子都要相邀一起将家里的牛羊赶到几里外的草坪里去，那里霎时成了欢腾的乐园，我们在林间小径上飞奔，手里拿着折断的树枝，学着电影里的人物互相击打，有人不小心被打着了，这时是绝对不能哭的，不然会被同龄人们耻笑。回到家里，带着新增的伤痕，大人们也从不过问，就在这样一个环境里，我们懵懂的成长着。
那时候最盼望的就是过节，因为可以吃到平时从不敢奢望的食物，在节日这天，大人们忙碌起来，我们几个小孩也在这时守住了狂野的心，静静地聆听从厨房里传来的锅碗瓢盆碰撞时发出的声响，当母亲喊吃饭时，我们一下欢呼雀跃起来，快步向家里跑去，在桌子边占领最佳的位置。每一年过中秋节的时候，母亲早早的起床，从房梁上取下平时舍不得吃的腊肉，将肉皮烧软后开始烹煮，父亲挽着袖口，剁肉、择菜、熬油，一刻不息的在锅台边忙碌，我们几个小孩则聚集在土灶前烧火，中午时分，我们围坐在桌子边大块吃肉，喂饱那早已渴求油分的肠胃。吃过饭后，我们就盼望着夜幕快点降临，因为那才是中秋节的高潮部分。每年的中秋这天，夜晚仿佛来得特别的迟，我们差不多是在焦急的等待之中度过。当暮色在我们的期待下笼盖住山巅时，天空中的云朵已经在山背后还没露脸的月光照射下发出淡黄色的光辉，这时，父亲已将一张桌子放到了房屋的最高处，桌子上摆放满了自产的水果与诱人的糕点，在桌子的两边点上了省吃俭用后买来的两只白色蜡烛，烛光在风中轻轻的摇曳，照亮了桌上的食物，反射出一道奇异的光芒，格外的诱人。此时我和弟弟们已经早早的跪在桌子边，等待那一轮明月的升起。在一段难捱的苦等后，月亮才慢吞吞的从山边升起，月光斜斜的照射在大地上，原本热闹的乡村一下仿佛进入了梦乡。在清幽的月光照耀下，充满了祥和与宁静。远处的山峰也显露出其粗犷的身影，像兽的脊背连绵不绝的向前奔去。我们虔诚的磕着头，在心底用本民族嘉绒语反复的默默祈祷“自拉桑桑，呢样得思一锵，自拉桑桑，得西额桑也即……”大意就是：“月亮光光，让我与你一样美丽；月亮光光，让我每天都快乐；月亮光光，让我家乡繁荣昌盛……”其实那时候，我们几个小孩的眼光一直扫射着桌面上的食物，心里一直默默的数着桌上月饼的个数，计算着等会儿能分到多少个，祈祷的语言只是为完成任务敷衍塞责而已。月亮已升得很高，敬月仪式终于在我们的“虔诚”下完成，父亲又爬上楼顶将桌上的食物端回家中，我们围坐在一起，吃着桌上敬完月之后的各种糖果，满屋只剩下我们吃糖果时发出的声响，满脸堆着幸福的笑容，更显得其乐融融，家人们尽情的享受着这天伦之乐，夜已深深，我们带着满嘴的余香回到床上，走进甜蜜的梦乡之中。
现在人们的生活富足了，一盒盒包装精致、馅儿多味美的月饼却再也已不能吃出原来中秋之夜的美味，再也不能勾起我的食欲，只是象征性的吃上几口，我想这也许就是家乡人所说的“惯坏了“的结果吧。不过，我想今夜，我要延续父亲的敬月仪式，与家人一起等候月亮的升起，再念念故乡人的喃喃祷告。
老布鞋
文/刘国峰
那一年的初春，我背着简单的行李，身穿亲戚送的旧军装，脚下蹬一双崭新的“老北京”布鞋，整个人显得干净威武。踩着熟悉的乡间小路，不敢回头，不忍看那老柳树下，热泪两行的老父亲。只能把那份依依不舍却又茫然的情绪塞进心底，泪眼朦胧中，瘦弱的身影渐渐消失在父亲的视线之外……
走进陌生的城市，车水马龙，行人匆匆，霓虹闪烁，都市的繁华给了我短暂的欣喜。一天，两天，游走在大街上，无数的招聘广告被一句句“满员”遗弃在了垃圾箱。忽然便真正感觉到“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身无一技之长，又不曾受过多少正规教育，似乎刚刚还热情高涨的闯劲，转身已在谷底。几十块钱数了又数，面对霓虹闪烁，欢歌笑语，心里竟有了一些恐惧，一时顿感孤独无助，茫然不知所措。
夜空繁星闪烁，我站在天桥上，大颗泪珠悄然滑落，砸到脚上穿的那双“老北京”上。忙俯身掸了掸鞋面，此时耳际蓦响起父亲声音：“我儿子要去大城市打工了，我得让他穿得精神点”。这是临行前父亲托人买鞋时说的一句话。我清楚地记得父亲把皱巴巴的五毛、一块凑成的十八块钱递给在乡供销社上班的亲戚时，亲戚眼中闪过的一丝鄙夷。这眼神让我心中隐隐地疼，也暗暗下定了决心。这不是一双单纯的布鞋，它有老父亲的爱和疼惜，更是一种激励。
我擦干眼角的泪，换上黄胶鞋，将“老北京”布鞋擦拭干净，小心收进背囊，欣然迎接黎明的到来。
熬过漫漫长夜，黎明如约而至，工作也伴着朝阳一并到来。尽管只是一份建筑小工的工作，但此时此刻却是最适合我这个浑身力气的乡下娃子。我并没有欣喜若狂，只是对着背囊里的“老北京”说了一句：“老爸，放心吧，不管干啥，儿子定会干出个样子来！”
红砖、钢筋、混凝土、机械轰鸣；汗水、泪水、灰尘漫天，但我从不曾畏惧苦与累。斗转星移，日月交替。我从小工到工长，再到项目经理，每一封家书、每一次家电，都满是骄傲的喜悦，没有一滴泪的影子。梦里常常看到老父亲欣慰的笑容，溢满了沟壑纵横的面庞，而我早已泪湿枕头。
时光荏苒，背包中的“老北京”布鞋一直没舍得穿，只是在想家或迷茫的时候总喜欢悄悄与它对话。而正是这双“老北京”的魔力，让我渐渐拼出了房子、车子，娶了美丽的妻子，抱上了可爱的儿子，还有工作中留下的一道道伤痕。一切苦乐都是生活的馈赠，值得我一生珍惜珍藏。
转眼又是一年，我穿上“老北京”布鞋，带着离家时的梦想，满怀激情地驾车奔向来时的路。我似乎清楚地看见，村口柳树下，父亲那佝偻的身影正急切地向村外左顾右盼。
引钱龙
文/雨君
记得小时候，每到二月二，父亲总是不到五点就起床。因是二月二，要去大泉上担水，引钱龙。乡人引钱龙都讲究个早，好像谁早，谁就能引到含金量高的钱龙。那时候哥哥们都在外地上学工作，陪父亲引钱龙的任务就落在了我的肩上。
父亲把茶壶放在一只空桶里，并在茶壶把上用红头绳拴了两三个铜钱。又在茶盘上放一挂小串炮、五个二踢脚，三炷香，一张十六开黄纸，一支蜡烛，一个钱龙。钱龙是母亲腊月天就已蒸好的。
每年腊月二十三一过，母亲开始大忙起来，先是扫家刷墙糊窗，然后就是做豆腐，压粉条，炸丸子烧肉烧豆腐蒸馍。蒸馍最是复杂，面要起好，碱要上匀，而且要捏的有模有样，蒸好后用红黄绿等颜色点画出来，或立或卧的飞禽走兽经了色彩的妆扮仿佛栩栩如生起来。有时母亲一人忙不过来，便叫村里手巧能干的大娘大婶前来帮忙。特别是捏钱龙，预示着招财进宝更得小心谨慎，不仅反复地将面揉光，更得反复地试碱，直到均匀。然后将面盘成卧龙，用剪子在背上剪出鳞片，用黑豆做眼，嘴里衔枚五分银币或铜钱。钱龙蒸熟后，不能大惊小怪，否则，钱龙的皮会发皱。有时候，火候掌握不好，馍馍的皮也会发皱。然后用火柴棍蘸取红颜色在其洁白柔韧的鳞片上点上小红点，让苍白的面塑凭添些生动，也暗示吉祥如意，日子红红火火。最后把钱龙摆放在灶前风箱上，等待二月二的到来。
准备好一切，父亲担起空桶，暗示我端着茶盘，两人默默走出家门。因提前知道引钱龙过程，说不得话，否则会吓跑钱龙，影响一年的财运，不然我会随意乱说。晋西北的凌晨，暮色葱笼，气温依然很低，嘴里一呼气皆成白雾，冻得人缩手缩脚。静谧的路上，担水的人头攒动，行色匆匆，即便是平时最熟识的，打对面过也只是眼神交流一下，或互相点个头，微个笑。
到村口大泉旁，父亲放下桶，我把贡品一一摆放泉口旁，父亲从兜里掏出取灯儿点燃蜡烛，虔诚地上香、敬黄纸，两人并排面对泉口双膝下跪，父亲口中念念有词，至于什么内容，我并未听清。二人行三拜大礼后，我起身收拾贡品，父亲放鞭，然后打满两桶水，又把茶壶灌满。到家后，母亲把茶壶和钱龙放在风箱上，点香供仙。供完仙，这引钱龙就算结束。
听说山东等地二月二也引钱龙，所不同的用灶烟在地面画一条龙便了事。且其引钱龙的目的也与晋西北不同：一是请龙回来，行云布雨，祈求农业丰收；二是龙为百虫之神，龙来了，百虫就躲起来，这对人体健康，农作物生长都是有益的。
清咸丰《武定府志》：“以二日为春龙节，取灶灰围屋如龙蛇状，民曰引钱龙，招福祥也。”以上所诉正所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其实无论古今，引钱龙不外乎村里人的事，城里一无泉井，二无灶火，实实无法传承此类风俗。
端午粽香
文/王调英
“细箬轻轻裹，浓香粒粒融。兰江腌酺贵，知味易牙同。”林苏门的这几句诗道出了粽子的浓香诱人。五月流火的端午，粽香丝丝缕缕的飘来，让人依稀尝到粽子的香甜。
每年端午节，都盼望吃到父亲包的粽子，从小到大，从未间断过。玲珑晶莹拢青衣，一捧清茶香满轩。一杯清茶，一只粽子，品的不仅是端午节粽香箬叶青，“香粳白玉团”，更有人间至深至厚的亲情。
我的家乡在一个小山村，那里没有龙舟竞发，却有艾叶菖蒲门上插，骑父稚子香囊挂。除此之外，最大的事情就是包粽子了，真可谓是家家户户共端阳，我们家也不例外。
小时候，每到端午节，父亲就开始包粽子。我们当然是最欢喜的，粽子的香甜让人吃过不忘。父亲包的粽子总是很大个，母亲每次都批评他，说粽子包得太大个，不够美观。可是父亲每次都笑着说：“粽子大个怕什么，一年就包一次，让孩子们吃个够，解解馋。”
父亲包粽子的时候，在他前面放着一大桶淘洗过的糯米。只见他用粽叶弯了个尖角，舀一勺糯米放在粽叶上，用勺子挖了个凹槽，放上肉馅，再舀一勺糯米，压实了，然后把粽叶拐几下子，就包成一个四角粽，然后用细竹篾缠上绑住，这样，粽子就包成了。我们姐弟四个就围蹲在父亲的身边，手拿着粽馅排着队轮流着帮父亲放馅，谁都不准逾越。放完馅的就去包馅，把五花肉在花生粉里一粘，然后用蛤蒌叶子包住，跑去蹲在父亲的身边等着。拿到一整块瘦肉的就嚷嚷说要吃用它作馅的粽子，父亲总是说好好好的，其实到后来我们谁也分不清究竟是哪个粽子用了那块肉作馅了。父亲总是边包粽子边讲故事，讲的最多的还是屈原，讲端午节的来由，也会讲笑话，惹得我们哈哈大笑。
粽子下锅了，我们姐弟四个便蹲在灶台旁边，陪着母亲煮粽子。眼睛瞪得溜圆，看着火苗跳舞，看着锅盖咕嘟咕嘟冒着蒸汽。直到粽子出锅，我们就一人提着一个粽子往外跑，满村子边跑边唱“五月五，吃古粽，古粽香，卖辣姜，辣姜辣……”母亲总不忘提醒我们提一个给爷爷先尝。父亲为我们几个包的出锅的粽子总要绑上一根很细的竹篾，他怕我们心急烫到手。那时候虽然家贫，但父亲对我们总是满满的呵护，幸福了整个童年。
等转完了一圈，粽子也就凉了，我们就会找一个很好玩的地方坐下来，剥粽子吃粽子。打开粽叶，浓香从鼻子一直钻进心底，晶莹的糯米与蛤蒌叶子交织渗透，简直要香到骨子里。吃的时候，我们总会比较一下，比一比谁的粽子最好吃。若是谁吃到中间的馅是全瘦的，那便是最好吃的粽子了，其他人也就只有羡慕的份了。那时候的想法是瘦肉是天下第一的美味！
时光荏苒，为了改变命运，我们勤奋读书，我们的路也越走越远。然而，父亲总能通过各种方法，把他包的粽子送到我们的手中。父亲包的粽子也渐渐起了变化，原来的大粽子变成小粽子了。粽子的馅也变得多种多样，过去仅有五花肉粘着花生粉裹上蛤蒌叶子，后来包粽子的馅就有了冬菇、木耳、火腿、红烧肉等样式了。在众多款式的粽子当中，我最喜欢的依然还是蛤蒌叶子五花肉做馅的粽子，因为那是温暖的味道。外面商场卖的粽子，虽然包装精美，然而味道远不如父亲包的纯正。
如今又是端午节，年年艾叶雄黄依旧，香囊角符照挂，父亲包的粽子也如期而至。我满心欢喜打开袋子，然而当我看到粽子的刹那，我的心也却被惊悚到了。多数粽子的绑绳松散着，不少的粽子尖角处露出了晶莹的糯米。过去，父亲包的粽子缠得很结实，包裹很美观，从来没有这样的情况出现过。我用眼角的余光偷偷瞥了一眼父亲，过去红润的脸如今已是苍白，皱纹深刻，鬓发如霜，印记着岁月的痕迹。我突然明白了，那个任由我们依赖、索取、享受着父爱的父亲，如山一般的父亲，已渐渐老去，他的双手已经不再有力。我的眼睛湿润了起来，我默默的剥着粽子，大口嚼着，生怕被父亲看出来我的难过。父亲还在一旁问道：“香吗？好吃吗？”我用力地点点头应到：“嗯！好吃！我最喜欢吃了。”父亲的脸上如孩子般绽开了欢喜的笑容。
端午的粽子年年飘香，承载了千百年来人们的哀思。如今，它已是一阙悠悠清词，轻轻托起父亲的舐犊之情，温婉了月移花影的时光，温暖他乡的冷寂沧桑。
神圣的部位——肩膀
文/向回头说不
在祖国大地上，看着一座座矗立险峻的高山，一种感慨万千之情油然而生，不用说它的雄伟壮观，把它比作英雄气概的缩影也叹为观止。可是，你知道吗，在人类身上，有一个部位比山还高，也能让人们感到比山更伟大，那就是肩膀。
小时候的画面又浮现在眼前，父亲的肩膀扛起了我一幕又一幕的童年记忆。夜晚在大街上，人们都能感受到外面的张灯结彩，热闹非凡，我小小的身子却令我的视线蒙上了一片漆黑，只有人们的脚步在我的眼球里来回晃动，我不停地问自己：这世界精彩吗？我何时方能长高个子让自己的心灵真真切切地接触一回外面的世界呢？我湿润的眼眶充斥着无情的失落，这时父亲把我背在他的肩膀上，说让我看得更远。
我坐在父亲的肩膀上一声惊叹，原来这是一个流光溢彩的世界，人们浩浩荡荡地穿梭在敞亮的大道，五光十色的花灯挂满在树梢上方，照耀着鼓乐齐鸣的大街。我看到了火树银花，绚丽繁华的夜城，激情浩荡的人们，让我空乏的心灵得以充分的满足，父亲的肩膀有了眼前的另一个世界，我感到他的肩膀比山还高。父亲把我背久了，眼看他体力不支，于是我自愿回到地面，父亲却为此乐此不疲，又让我感到他的肩膀是多么伟大，竟能坚如磐石。父爱的味道顿时弥漫心间，我童年的世界因父亲的肩膀而变得七彩斑斓。
我多年的邻居是一位年过八旬的婆婆，自从在年轻时和丈夫离异以后，一个人拉扯着三个孩子，为了家庭的生计，她做了五十余年的小商贩，靠在街头售卖着水果挣钱养家。
她身子纤弱，涟漪已然布满她的脸庞，可她日理万机，年复一年起早贪黑运来箩筐，肩膀上扛着沉重的扁担，少的也上六十斤。当今年轻的人们倘若听到这个叙述，未免会有不解，即便是一个壮汉扛着五十斤的大米也会气喘如牛，一个耄耋婆婆怎能扛得起莫重的扁担？回溯老婆婆曾经道过的一句“有希望就没有困苦，有信念就会有明天”，着实催人奋进，也足以让人醍醐灌顶。可见，老婆婆的肩膀是多么伟大，扛起了家庭的晴天，照亮了儿女成才的尽头，使我崇敬万分。
每当我们打开手机和电视，屏幕里都布满了林林总总的画面，能看到壮丽的山河，旖旎的风光，五花八门的优秀影剧，扣人心弦的新闻焦点，这会不由自主让我们联想到一种神圣的职业，那就是摄影师。
摄影师是最依仗肩膀的职业，无时无刻都要扛着厚重的摄像机。摄像机如同一块天然的巨石，扛起它的艰辛毋庸赘言，他们夜以继日，不遗余力地拍摄下一切有传播价值的画面给予观众视角，想到这里，我们是否又会深感摄影师的肩膀又是多么伟大，我们之所以能在屏幕前用视觉去陶冶情操，是摄影师用他们肩膀尖端最无私的力量，去谱写艺术的乐章、捍卫真相的尊严、记录闪烁的瞬间，是圣洁的荣光。
地球的高山是高山，人类的高山是肩膀。人的肩膀能承载文明的使命，能作育幸福的摇篮，能使我们怦然心动！
检讨书
文/老猛
父母都七十多岁了，住在老家马良镇。春节前夕，我们几兄弟约好，携妻带子，分别从各自工作的城市回到了父母身边。大哥说，父母都这么大年纪了，我们陪他们过一个年就少一个年了。大哥的话，我们都是听的。
回到马良已是黄昏。父母见到我们高兴得不得了，还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晚饭，好吃的家乡菜摆满了一大桌。开饭前，父亲按老习惯讲了话，说欢迎我们回来陪他们过年，说我们平时给的钱很多，所以采购的年货很丰富，让我们大人小孩都尽情吃好、玩好，过一个幸福的团圆年。他还说，回家第一顿饭一定要喝酒。于是我们共同举杯，一饮而尽。
吃过晚饭，我们陪着父母进了烤火房，大家开始拉家常。随便聊了一阵后，大哥建议我们开个家庭会，让全家老少都参加。大哥已年过五十，比最小的弟弟大十多岁。他不光学识渊博，还会理事，特别是在孝顺老人方面，我们几个小的都没法和他比。父母因为年岁已高，早就不管家里的大事了，大哥便理所当然地成了我们这个大家庭的领导者。
家庭会开完后，大家站起来正准备离开，父亲却说，你们稍等一下。我们问，还有啥事？父亲有些激动地说：我这里还保存了几份你们弟兄小时候的检讨书，都保存好几十年了。如今，你们都长大了，也都当父亲了，今晚我想当着几个孙子的面，把这些检讨书还给你们！父亲说着就从怀里掏出几张颜色发黄的信纸来，说一张是大哥的，一张是二哥的，一张是老四的，老四就是我，还有一张是弟弟老五的，唯独没有老三的。孩子们一听说爷爷保存着他们爸爸的检讨书，一下子都显得很兴奋，更显得惊奇，目光和脸色都是怪怪的。愣了片刻，他们都争抢着要看检讨书，都想看看自己的老爸小时候犯了什么样的错误，又是怎么写检讨和保证的。我们兄弟却各自紧紧地拿着自己写的检讨书，像怕丑似的，不肯给孩子们看。再说，几十年过去了，我们也想看看自己当初是为什么写的检讨。与此同时，嫂子、弟媳和我老婆也跟着激动起来，一个个张牙舞爪地要夺检讨书，好像检讨书里隐藏着有关她们老公的什么重大秘密。但是，我们都没把检讨书给她们看，仍紧紧地捏在自己手里。
过了一会儿，大哥一挥手说，大家安静一下，你们不是都想看我们小时候的检讨书吗？那我们就自己来读给你们听。大家都说这个办法好，很快就安静下来了。大哥说，我先来读我的检讨吧，大家不要笑！大人和孩子都换了一种严肃的表情，很认真地听大哥读。
大哥的检讨书是他读初中的时候写的。那时候我们都还小，住在一个叫油菜坡的山村里。父亲常年在镇上工作，隔三差五回家看看我们。大哥当时在万寿中学读初二，二哥和三哥在榔榆沟读小学。我和弟弟还没上学，在屋里看家。有一个星期六，大哥回到家，戴着一副墨镜，还抱回来一个能说话会唱歌的收录机。这都是他找同学们借的。无论是墨镜，还是收录机，我们几个小的从前没见过，也没听说过，都觉得很新鲜，都想拿过来玩一下。可是大哥怕我们弄坏，死活不给。后来，他一个人跑到厢房的楼上，独自享受去了。二哥跟着跑上楼，想把墨镜借来玩玩，也没成功，灰溜溜地下来了。说来也巧，那天傍晚，父亲突然从镇上回来了。父亲到家不久就上了楼，很快把戴着墨镜听收录机的大哥带下楼来。就在那天晚上，父亲狠狠地教训了大哥一通，说他小小年纪就贪图享乐，而且还借别人的东西，最后让他写了检讨书。
我们听大哥念检讨书，都听得很入迷。大哥在检讨书里说：“我不用心读书，只想着吃喝玩乐，还找别人借墨镜戴，借收录机听，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我这样下去太危险了。今后，我保证痛改前非，艰苦朴素，努力学习，做一个有出息的人，为父母争光！”大哥念到这里，大嫂和弟媳都忍不住笑了，大嫂笑得最厉害，好像还特别开心。
大哥读完他的检讨书，一直沉默不响的二哥突然问我们，你们知道父亲为什么那天一回来就直接上了楼吗？我们摆着头说，不知道。二哥这时怪笑了一下，他这样一笑，我们顿时明白了，哦，原来是他告的密！二哥接下来坦白说，那天的确是他告的密。父亲一到家，二哥就向父亲报告，说老大天黑了还戴着墨镜在楼上听收录机呢！这样才有了大哥的检讨书。大哥并没有因此责怪二哥。他沉吟了一会儿说，他家里也保存着小也子的一份检讨书，还说等到小也子结婚生子以后，也找出检讨书还给她。大哥说到这里，我看见他低下了头，眼睛有点湿。我知道，大哥肯定是想他远在美国读博士的女儿小也子了。小也子是她的小名，大名叫苏也，但我们都喜欢叫她小也子。
后来，二哥和老五也读了自己的检讨书。轮到我时，我说时间晚了，我的检讨书就不当众念了。可我儿子不依，我就说，明天一定给你看。我这样说，他才放过我。从烤火房出来时，儿子问我，为什么没有三叔的检讨书呢？我一时不知道如何回答，心想也许老三的脾气最犟，不肯写吧？不过，我过了一会儿还是回答了儿子，我说，三叔小时候很听话，所以没写过检讨书。儿子对我的回答很满意，可能还在想着要向三叔学习呢。
那天夜里，儿子和妻子都陆续睡着了，可我却久久没有睡意。我轻轻地拿出我的检讨书，一个人反复重读。那是我初中时写的，当时父亲已经在供销社当主任了，把妈妈从农村转到了他工作的小镇，并安排了工作。我和弟弟也幸运地来到小镇上学。初三那年暑假，父亲在他单位的收发室里发现了寄给我的一封信，信是从另外一个镇寄过来的。父亲也没在意，随手丢在办公室。可是没过几天，父亲又发现了同样一封信。他感觉不对劲，打开一看，惊呆了！我在学校有一个关系很好的女同学，人长得漂亮，字写得也好。我们是同桌，很谈得来，平时经常在一起玩，中午还跑到学校后面的山上去采野花，一起在山边的水渠旁看着天空聊天。暑假，她可能是约我玩吧，就写信给我了。父亲知道我早恋后骂了我，还打了我，最后还要我写了检讨书。我在检讨书中说：“我保证以后好好读书，不再和女孩子交往，要向大哥和二哥学习。”那时候大哥已经大学毕业了，二哥正在读大学。
夜渐渐深了，儿子轻微的鼾声打断了我的思绪，我起身给他掖好被角，也准备睡觉了。我决定明天一定要把我的检讨书给儿子看，让他知道他爸爸小时候犯的错误。我还想告诉他，要好好学习，要向你的大姐小也子一样，将来也读个好大学，出国留学，读博士。我还要告诉他，你现在才读小学三年级，到上大学时间还长着呢，其间也会犯错误。如果你犯了错误，我也会像爷爷一样让你写检讨书。同样，我也会把你的检讨书保存起来。等你长大了，结婚生子了，我再当着我孙子的面，把检讨书还给你！
小镇的夜安静极了，几乎没有任何声音。房子后面有一条小河，枯水季节，河水很小。缓缓的流水声像叮咚作响的琵琶，一下一下敲着我的心。后来，我拿着我的检讨书，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日历情结
文/赵永生
办公桌上的日历日渐消瘦。2016年即将落幕，我感慨万千。
我有在日历上记日志的习惯，源于父亲的影响。父亲曾经是一位教师。常常在台历上记下自己的日志或计划。他在世的时候常说：好记性不如赖笔头，把自己每天的计划和工作记下来，有好处。得益于他的教诲，我一直坚持，并从中受益。父亲退休后，每年辞旧迎新的时刻，我总是给他买一本新的台历送去。
然而，2017年的台历，我再也送不到他的手中。父亲在2016年的暮春，走完他八十九岁的历程。
我把给父亲买的新台历放在我的案头。仿佛看到父亲慈祥地叮嘱，让我珍惜时光，提醒自己不要贻误工作。
我知道日历的每一天都具有生命感，有的人，因碌碌无为而浪费时光，有的人因勤奋努力得到丰厚的回报。
我知道日历是我人生发展过程中，五彩缤纷的历史画卷，每一天都是一幅真实的画面。它详尽地摄录了我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的惬意和欢喜；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无奈和伤感。它浓缩了我人生追求过程中的欣喜与不安，解析了我成功与失败的所在根源，再现了我人生的徘徊与勇敢，成与败，喜与忧，一切的一切都淋漓尽致地得到了自由的展现。
2017年元旦的钟声即将敲响。辞别2016年的日历，我心中固然有几许惆怅和伤感，但也有几许的充实和收获。这一年，终究没有虚度。
永别了，2016。真是岁月何其速，时光又匆匆。2017年的帆船即将起航，我将秉承以往的习惯，在2017年的日历上，书写出自己新的篇章！
我的老父亲
文/刘传福
父亲这段时间没在我们身边，一个人孤零零在乡下守着老家。原来挨着我们住的几户人家都修了新房先后搬走了，加之母亲来城里帮我们看管孩子，这让父亲一下子多了一些孤寂。
在我印象里，父亲几乎一辈子不大看电视，只在农闲时节陪熟悉的乡亲打牌。前段时间，家里电视机坏了，一向节俭的父亲却主动花了二百多元钱修电视机。他说，一个人在家里，有个会说话的电视机，能增添点热闹。
最近几年，老家的农事在逐渐减少。随着家乡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家里的几亩地全种上了水果，以前的小麦、红薯、玉米等传统农作物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农活至少比以前减少了五成。我们试着让父亲进城来和我们同住，一辈子勤劳惯了的父亲却根本不适应城里独来独往的生活，也没有串门的地方，话也少了不少，偶尔以毫无目的的逛街来打发时间。
乡下的人都有随意串门的习惯，父亲在老家生活了几十年，串门也是他的一个爱好。村里有几十户人家，村里上至百岁老人，下至刚出生几个月的婴儿，父亲都能毫无差错地叫出他们的名字，那个亲热劲就别提了。
“出来这么多天，是该回去了，家里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呢。”每次，刚来城里两三天，父亲心里就着急了，总是忙着又要回去，纵使我们再三挽留也无济于事。
家里的几亩地，是父亲的牵挂。他经常说，有人在家，哪怕是随便铲铲刨刨，一年下来也有点收益，总比丢荒强多了。父亲虽然老了，但是身子骨依然硬朗，非常能干。最近几年，他一人在老家，每年要种几亩地，还要采摘上万斤水果去卖。
采摘水果的季节，是父亲最为忙碌的日子。为了尽快卖出水果，父亲经常忙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偶尔打个电话问候一声，父亲却是匆匆说上几句便挂断了。老家虽然离街不远，然而水果太多，上万斤的水果全靠父亲一篮子一篮子地送到街市上卖。年复一年，沉重的篮子慢慢压弯了他的脊梁。
收获季节，不论天晴还是下雨，父亲每天总会很早来到果园里，辛苦地采摘着一树树的水果背回家，完全没有假期。每天凌晨两三点钟，他就打着手电筒，背着水果出门了。很多时候，卖完水果回来，天还未放亮。
记得前两年，父亲因为膝盖疼痛，背不起水果，我找来几名临时工帮忙，最终将水果全部卖掉。后来，父亲一算账，十分心疼给出的工资，一再责怪自己老了、不中用了。
去年年初，我给父亲买了一些钙片寄回去，父亲每天按时服用一粒，没想到腿病竟奇迹般地康复了。去年，收获季节，我提议再请临时工帮忙，却被父亲拒绝了。所有的水果还是他一人摘完，一人卖完。
为了工作，我们几个子女离开了家乡，远离了父亲。父亲却无怨无悔地选择了老家，一个人扛起原本几个人的农活，用自己结实的肩膀担起那份伟大的父爱。
“我的老父亲，我最疼爱的人，人间的甘甜有十分，你只尝了三分，这辈子做你的儿女，我没有做够，央求你呀下辈子，还做我的父亲……”今年，又逢水果收获的季节，听着那首《我的老父亲》，我不禁泪水纵横。
散落在旧时光里的记忆
文/纷飞的雪
在我家书房的陈列柜里，收藏着一些很有怀旧气息的搪瓷器皿：绘着山楂树、牡丹花或者鲤鱼的搪瓷盆；雪白的搪瓷缸、搪瓷碗，写着“劳动最光荣”这几个红色的大字；还有一只看起来极不起眼的搪瓷杯，杯身上印有“雷锋”同志的人像，还有“我们都是好孩子”的字样，杯子可以用“破旧不堪”四个字来形容，杯盖上还有一圈浅浅的红。
这一只搪瓷杯，陪伴着父亲走过长长的人生之路，是父亲那段沧桑岁月的印证。用了这么多年，直到那年父亲驾鹤西去，还一直像宝贝一样地收藏着。
年少时，我一直不明白父亲为什么放着新的杯子不用，却把这么个破旧的搪瓷杯当成宝贝。记得父亲常说，那个年代，能留下来的东西已经太少了，这杯子，就像一个老朋友，看到他，就会感到很亲切。
我的父亲，在很多很多年前便离我们而去了。父亲去世后，这些搪瓷杯，原本都被母亲收在一只纸盒子里。记得那年，母亲再嫁，一日下午，母亲在家中整理旧物，正准备就把这些搪瓷器皿卖给小区里收垃圾的，正巧被放学回家的我看到，并从收垃圾的人手中夺了下来……我哭着喊着，把父亲的“宝贝”们紧紧地抱在怀中，用一双哭红了的眼睛狠狠地盯着母亲，大声地问着母亲为什么要卖掉它们。
母亲被我的样子吓坏了，一时不知道如何回答我，赶紧支走了收垃圾的，然后抚摸着我的头发说：“孩子，你爸都走了好几年了，现在，我们要搬家了，这屋，可能也会卖掉，这些东西留着有什么用啊！”
“不，这屋是我爸留给我们的，不能卖；这些都是爸爸最心爱的东西，我们不能扔，我要留着，谁都不许扔。”母亲最了解我的倔脾气，只说了一句：“你要留就留着吧，随你。”就回卧室了，留下我一个人站在客厅里，歇斯底里地叫着天上的父亲……
后来，我考上了大学，我怕母亲再次扔掉它们，就把它们带在身边，藏在学校寝室里的柜子里。
再后来，我结婚了就把它们带到了自己的家。
刚拿回家时，不知道该把它们安置在哪里，深怕尘世的尘埃侵蚀了它们，也很担心自己照顾不好父亲的这些“宝贝”。于是，就从家具店里买了一只原木的大箱子，把它们存放在里面，隔月便会拿出来，用纱布小心翼翼地擦拭，特别在黄梅雨季，会把箱子打开，让它们“呼吸”一下外面新鲜的空气。
没过多久，爱人为它们重新找了一个“家”，那是一件落地的玻璃陈列柜，木头材质的框，柜子一共有五层，用玻璃一层层地隔开，那是一个十分“舒适”的家，非常适合它们在里面“安居”。每当我问起，爱人总是笑着不肯说，他说是找人根据“宝贝”们的尺寸定制的。
此后的很多个清晨与黄昏，我总喜欢站在父亲的陈列柜前驻足，一边欣赏父亲珍藏的这些“搪瓷宝贝”，一边想念着亲爱的父亲，感受着父亲对这些旧物的眷恋，深深地体会着属于那个年代的幸福与感动。
父亲在世时，我和妹妹总喜欢缠着父亲给我们讲故事，讲爷爷奶奶的故事，讲他年轻时当兵的故事。
父亲的老家在浙江农村，青年时代最多的记忆还留存在这久远的记忆里。
记得父亲说，那时候，家里人口多，分到了一些田地。奶奶常用搪瓷缸凉上一大杯开水，让出工回来的儿子们喝上几口，清清凉凉的，里面有母爱的滋味。奶奶喜欢用搪瓷碗盛饭菜，用绘着花朵的搪瓷盆装西瓜，然后盖上一块干净的花手巾，迈着快步到田埂上给劳作的爷爷和儿子们送饭。至于那些大大小小的搪瓷杯，奶奶用用它盛杂货店里的香油，米酒，现磨的豆腐，自家做的酒酿，烧饼摊的油条，馄饨等美食。
记得小时候，到了暑假，父亲总喜欢带着我和妹妹回老家看望爷爷奶奶，奶奶家里有很多这样的搪瓷器皿，早上醒来，我就会看到装在搪瓷碗里的豆浆，大饼油条，还有奶奶熬的桂花绿豆汤，满满的一大缸，好看的颜色，加上那一阵阵的桂花香味，把我们小肚子里的馋虫子都引出来了，奶奶坐在一旁，看着我们姐妹俩大口大口地吃着，脸上也像笑开了花，乐呵呵地问着：“够不够甜啊，奶奶做的绿豆汤好喝吧，改天，奶奶再做给你们吃……”那时候，就连晚上洗脸，也是用搁在铁架子上的搪瓷脸盆，我和妹妹总喜欢把脸一下子伸到脸盆里，溅起大片水，而我们的脸就可以直接触碰到绘在盆底的那些美丽的花朵上。
说起盆底的那些图案，最好笑的就是有一次，我吵着嚷着一定要用奶奶房里的那只脸盆洗。父亲和奶奶都不懂我为什么不喜欢用新的，而看上奶奶房里的那只旧旧的搪瓷盆。奶奶拗不过我，但父亲非得要我说出调换的理由，我这才嘟囔着说：“我，我要那只盆里开着的山楂树，那样，每次我洗脸的时候，就可以‘吃’到山楂果了。”父亲和奶奶听完，大声地笑了起来。
等到第二天早上洗脸的时候，我们的房间的铁架子上，还真的换了一只新的盆底上绘着山楂树，树上结着山楂果的搪瓷脸盆。听父亲说，那是奶奶去镇上的杂货店为我买的，后来在我们回上海的时候，奶奶把这只搪瓷盆用旧报纸包好，装在一个网兜里，让我带回上海。这只脸盆我也一直在用，一直用到大学二年级，盆底有很多地方都漏水，不能再用了，才恋恋不舍地丢掉。
虽然它已经离开我很多很多年了，奶奶也已经走了很多年了，但这份记忆还在，奶奶的爱还在，永远的都不会再我的生命中抹去。
小时候，每一年暑假去奶奶家，总要被我和妹妹摔破好几个搪瓷杯、碗，奶奶虽然很心疼，但从不说我们。那些搪瓷器皿，给我们的童年带来了一抹亮色，让麻木的味蕾有了片刻的苏醒，我对搪瓷杯有着说不出的感恩，它曾经映照着我欢乐生动的童年，曾经盛满了奶奶对我的爱，它曾经也是家庭里密不可分的一员。
搪瓷杯曾经那样的风光无限，玲珑多姿地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那个火红的年代，在那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里，大红的搪瓷盆已然是上世纪中后期每个家庭必备的日常生活用品。在每一个飘雪的冬季，正是这地道的中国式脸盆让冬天不再寒冷，永远冒着热气，温暖着我们的脸庞。还有那白色的搪瓷饭缸，杯身上厚厚地高出一块摸着很有手感的鲤鱼图案……
曾几何时，这一份火热温暖着一代人的心。记得父亲总是说，看到它，又让人嗅到了那久违的食堂的饭香，回到了那乒乒乓乓作响的青春岁月。
一些搪瓷杯却因为使用久了，或主人的不细心，东边磕掉一点搪瓷，西边磕掉一点搪瓷，留下了一个个难看的疤。像那个年代穷苦的烙印。一些甚至漏水了，主人依然不舍得丢弃，作为盛米或者喂鸡鸭的工具，继续行使着自己的使命。的确，那个年代的生活用品都有着漫长的生命，缓慢的生活节奏让任何东西都和主人产生深厚的感情，挥霍和浪费在那个年代里是一种恶习，令人生厌。
几十年的今天，我们的生活中已经没有了它们的踪影，再一次体会把这份心情握在手中的感动，仍是暖流汩汩！想念着它们，仿佛回到了和父亲一起生活的那些日子，那孩提时居住过那房间的一角，还有在奶奶家里，那铁架子上面永远盛满热水的脸盆年代。
每一次，在超市日用品的货架上，我看到形形色色高档的碗碟杯具，竟然找不着搪瓷杯的踪迹。也许酷爱精致现代人已经不喜欢使用这样阔头大耳的搪瓷器皿了，那些怀旧气息浓郁的搪瓷器皿再也无法满足人们对时尚和新鲜事物的追求，那简单的白色、简单的花纹、简单的图案，更加不能在视觉上给人们带来美感……
但还是有些人，像我，像我的父亲，像我们这些天生就有着怀旧情结的人，还是会很喜欢使用一些那个年代的搪瓷器皿，还是会在某一个清朗的午后，拾掇起散落在旧时光里的记忆，想念着，品味着，感受着……
过年
文/尉克冰
儿时对过年除夕夜的那种无限期盼早已成为过往。令人兴奋到睡不着觉的新衣服、新鞋子、年糕和饺子，早就进入寻常人家的日常生活。年轮的飞速转动还意味着青春不再，美好年华总是经不起一轮又一轮新年鞭炮声的摧残。更何况，情随境迁，过年并非对所有人都意味着团聚与幸福。
年节之于我们家，随着时间的推移，欢乐的背后却逐渐隐藏了一种伤痛。
母亲大约是喜欢过年的，但她的年不是正月初一，而是正月初三。
按我们当地的风俗，每年的正月初三是姑爷给岳父岳母拜年的日子。这一天，街头巷尾人流如织，饭馆酒店家家爆满。花花绿绿的点心盒子或者烟酒穿梭在街道里，朝着岳父岳母家的方向飞奔。
母亲有我丈夫和妹夫两位姑爷，每到正月初三，她会喜上眉梢，忙得不亦乐乎。
母亲总是在初二的晚上，就把她买的最好的糖果瓜子摆出来，把菜和肉一遍遍洗干净，把饺子馅儿剁好，把鸡鸭鱼炖好。她那双平日里干涩粗硬的手会因为不停地洗涮，被泡得通红而柔软。
每年的大年初三，一家人都盼望着。一进门，我儿子和妹妹家的小外甥女就会扑到母亲怀里，父母脸上的皱纹顿时笑成了花朵。不多久，一道道美味佳肴上了餐桌，那是父母的杰作。这一天，母亲的脸上始终挂满笑容，她因为拥有我们而幸福着，快乐着。
人老了，是渴望儿女陪伴的，尤其在过年的时候。当春联贴起来，鞭炮响起来的时候，老人从内心盼望着能够享受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可母亲要从年三十盼到正月初三，才能有这样的享受。这日子是在母亲默默盼望中到来的。
因为她没有儿子，只有两个女儿。
不知是哪年哪月哪辈留下的风俗，女儿出嫁后，不能在娘家过除夕和初一，连父母的面也不能见，说是不吉利。这个规矩在旧社会特别是农村是很严格的，违反了就是大不敬。新社会里，人们虽然不大迷信了，可在我们当地，谁也不愿成为“始作俑者”，破坏了规矩。
我想母亲内心深处，依然埋藏着些许没有儿子的遗憾，尤其是过年的时候。
两个女儿先后出生了，家里越来越热闹；两个女儿先后出嫁了，家里越来越清冷。
妹妹出生时，全家人没有太多喜悦，尤其是奶奶和父亲。作为长子的父亲，一直希望母亲能为他生个儿子。在一丝叹息中，父亲低头离开了产房，回家为母亲煮鸡蛋。可是，在失意和困意双重纠缠下的父亲居然歪在床上睡着了，等他醒来时，鸡蛋早就被煮开了花。产后虚弱的母亲，抱着襁褓中的妹妹，流着泪。三天后，同一病房里，一个男婴诞生了，他是家里的二小子。为了圆儿女双全的美梦，两家决定将孩子交换抚养。可到正式要换的时候，母亲的目光不肯从妹妹身上挪走一寸，看着孩子忽闪忽闪的大眼睛，母亲将她紧紧抱在怀里，不肯松手……
许多年过去了，母亲还偶尔提起这件事。看得出，她的态度是庆幸。而令她庆幸的不止此事，还有我们的婚事。我们当地有些没有儿子的人家，为了传宗接代，会招女婿上门。在我和妹妹即将谈婚论嫁的时候，姥姥三番五次叮嘱母亲，一定要留一个女儿在家里。母亲只是笑着，最终也没有遵从姥姥的意见，放飞了我们。姥姥拄着拐杖，拧眉叹气说，傻闺女，不听娘的话，到时候你就后悔喽，过年时人家家里都热热闹闹的，就你们跟前没人陪。
姥姥的话一半对一半错。母亲从来没有后悔过，因为她的双眼，可以捕捉到我们的幸福。两个女儿也逐渐成为父母的骄傲。尤其搞文学创作的我，成了别人眼中的“作家”，时有文章发表在各地的报刊上。每次发表了文章，我都会拿到母亲面前“炫耀”，那种炫耀成了让母亲感到欣慰的精神食粮。
母亲让我们都飞向不同的巢穴。老巢里，只剩下父母。
过年那天，女儿不能回家的风俗像一条无形的巨大绳索，多年以来，将我和妹妹拦在母亲门外。绳索的一头是孤独，另一头是思念。每当年三十和初一，我们一家三口和公婆团聚在一起，谈天说地、觥筹交错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我的父母。震耳欲聋的鞭炮声里弥散着浓浓的年味，在人们的听觉和嗅觉里此起彼伏，一直连绵到一百公里以外的太行山。这是万家团圆的日子，而母亲和父亲却守着两盘饺子，默默无语。餐桌上没有酒，也没有菜，除了饺子还是饺子，并不是家里没有，也不是他们舍不得吃，只是过节的时候缺少了我们，他们就缺少了兴味和乐趣，一切都变得同平素一样简朴。
2012年春节，母亲的年里没有红火和热闹，即使是在大年初三。因为父亲躺在病床上。每天，母亲和我游走于病房和医办室之间，穿行在住院楼的走廊里，飞驰在医院和家之间的路上。眼睛看不到街上红色的春联、灯笼和花花绿绿的年画。眼前，全是白色。医护人员白色的大褂和口罩，病床上白色的床单和被子，还有父亲苍白的脸色。
我注视着病榻上削瘦的父亲和守在床边的母亲。感觉时间过得太快了，又一年终结了。我们无法阻挡时间的脚步，它锋利得如同刀子，我们如同在刀上行走。我甚至听到，时光沙漏渐渐磨蚀父母皮肤的声响，它摧塌他们曾经饱满的脸颊，横扫他们的眼角和额头。它固执得高高挺立，强大而又隐秘，无法摆脱，更无法抗拒。
那年春节，我们几乎是在医院中度过的。一切鞭炮和礼花，过年的盛事，皆与我们无关。对于父母，唯一的幸事，就是大年初一那天，与两个女儿团聚在一起。是父亲的病，暂时击倒了世俗的观念。
我的内心不免一阵凄凉。在中国最盛大的节日里，父母的孤独成为我挥之不去的疼痛。
父亲出院后，我开始上班，不能每天守在他们身边。每当我打去电话的时候，父亲和母亲总说一切都很好。而我能做的就是经常回家看看，多陪陪他们。因为我发现，家里只要有了我们，即使平常的日子也像是过年。
可父亲的病情在好转了一段时间后，最终还是恶化了。2013年9月2日，父亲永远离开了我们。从此，偌大的房间里便只剩下母亲一人。两年多了，形单影只的母亲在豁达中承受着巨大的伤痛和内心的悲苦，当着我们的面，始终没有掉过一滴泪。
这两年的除夕夜和大年初一，我儿子陪在母亲身边一起过年，母亲已然满足和宽慰。
然而陪伴毕竟是短暂的，拒绝与我们搬在一起居住的母亲，多数时间还是孑然一人，母亲苍老了许多，也清瘦了许多。前些日子，路滑，母亲不小心摔伤了左腿膝盖部位，那段日子，母亲拄着拐杖艰难地行走，却拒绝我们长时间的照顾，只三五天，身体略有好转便硬撑着自己做饭。
那日，我打开房门，母亲拄着拐，左腿肿胀而僵直，浑身的力量几乎都支撑在了那根拐杖上，缓慢地挪动着脚步。母亲手上端着一只筐子，强忍疼痛，吃力地从厨房走出来。我突然觉得，一直以来十分要强的母亲是那样瘦小，拐杖使她的背部更加弯曲。我的视野竟渐渐模糊起来。母亲像是置身于一片荒凉的戈壁滩，茫茫四野，空无人烟，艰难跋涉的母亲，踽踽独行，风起，掠动母亲有些凌乱的花白头发，掀起她的衣角，时间将母亲的身影拉得愈发瘦长单薄……生命就是这样，偶或一瞥间，竟是如此飘摇。
又一年春节将至。每至团聚的日子，残缺愈加彰显，也更思念父亲，餐桌旁，永远少了一人。
我和爱人也早已做出决定，再也不管什么风俗抑或别人的眼光，过年时，一定陪伴在母亲身边。
热情的豆腐
文/武卫华
豆腐是菜肴世界里的平民，朴素、清爽而又充满热情。
难得进一次菜场，嘈杂的人群、高亢的叫卖声，水灵灵的蔬果，红的、绿的、黄的、紫的，包括地上的烂菜叶，都那么真真切切，让我明白，眼前的景象，便是闹腾腾的日子。
那天，我是在一摞碧亮的青菜旁，发现豆腐的。它闲适地漾在水里，与近旁的青菜相映成趣，青青白白，干净明朗。尤其是豆腐，显得更为白皙了，如琼玉，似凝脂。我捧一块在手心，轻轻装进方便袋，再平躺到竹篮里。我怕粗手粗脚的老板，弄坏了它的模样。
儿时的故乡，有一条青砖铺成的小街。在小街的中点，卧着一座砖桥，拱型的，像月牙。桥的旁边，摆着个豆腐摊子，寒来暑往，风霜雪雨，都坚毅地立在那里，成了一道风景，定格在我的记忆里。那时家里并不宽裕，平时的下饭菜，都是院子里长的时鲜蔬菜。父亲过日子很是节俭，可是，每逢有客人来，他总热情相待。除了买肉宰鸡，炒上一盘金黄油亮的鸡蛋，还会准备一大份麻辣豆腐。
每次都是我去小摊买豆腐，用一个大号海碗盛着，小心翼翼地捧回家。我看着父亲把豆腐洗净，切成方方正正的小块。然后，在热油锅里，把蒜瓣、生姜、小葱煸香，加入少量清水，放入豆腐，再淋上酱油，摆入红尖椒，配以小虾皮，大火烧开。父亲做的豆腐，色香味俱全。客人们围桌而坐，呼啦啦地品尝豆腐，谈着笑着，一团喜气。我总觉得，这个时候，家里洋溢着的，是笃挚的热情。
我一直执拗地认为，父亲烧的豆腐是绝顶美味。这一想法，却被邻居家的香菇酱扒豆腐彻底颠覆了。那天我在邻居家玩，看到王叔先将豆腐煎至一面金黄，淋入清水，烧开后起锅，装入盘里。然后在锅里翻炒香菇粒、鸡肉粒、玉米粒、青椒粒、红椒粒，等到八分熟时，加入盐、白糖、酱油、甜面酱，而后用淀粉勾茨，最后将熬好的酱汁浇在煎好的豆腐上。他家来了几位客人，王叔执意留我吃饭。于是，我有幸尝到了香菇酱扒豆腐，色泽浓艳、弹性十足、入口爽健、醇厚鲜美。虽然时隔多年，豆腐的美味，尤其是邻居的热情，却是难以忘怀。
如今，我已久居城中，早就习惯了与邻居劈面相逢而不动声色，却是常常怀念那些热情的人事与热情的豆腐。那日，见邻居提着两块豆腐上楼，我忍不住寒暄：“今天烧豆腐吃啊？”邻居点头，抱以微笑。此后，邻居碰见我，总是主动问候。
是热情的豆腐给予我热情，又让我赢得他人的热情。世间的事，便是如此简单明晰，就像一块再普通不过的豆腐。
甜叶菊
文/向峰
今天，闲来无事，就在百度上查起甜叶菊来。
打开词条一看，大涨知识。对比之下，我最初了解的甜叶菊知识，仅是表面。我记忆中的甜叶菊，一种植物，叶子是甜的，可以制糖，可以卖钱。
其实，我最早知道甜叶菊大致是我读初二的时候。那是我父亲种植的经济作物，也是改革开放初始时代他的一个杰作，这个杰作让他声名远扬。
记得那时的周末或假期，我们几兄妹都参加过甜叶菊的除草管理。有时，也摘一两片叶子品尝，甜的，但有一种植物本身的涩味，口感并不是特别好。比较起来，甚至连糖精的味道都赶不上，这是由于没经过加工提炼的原因。
我们那里种植魔芋比较早，经济收入不至于非常糟糕，小时候我们几兄妹还是吃过一些糖的，嘴巴自然有点挑剔。酷暑天，糖精水随便兑，白糖水偶尔兑过，毕竟，白糖贵多了。
父亲虽然学业中断得早，但一直爱读书学习，总是和年轻人走得比较近，可能是年轻人那里有书吧。印象中，因为看书，母亲没少埋怨，什么煤油不够用呀，书有啥看头呀，地里还有那么多活路没做完啦。可能是由于看书的缘故，父亲的天地就宽广了许多。我记得有时母亲抱怨多了，父亲就说，你这人才是，天晴你抱怨，下雨你也要抱怨。前次母子俩闲聊，说起父亲，说起这事，我还在笑问母亲是否记得。
后来，听父亲说，他从报纸上了解到甜叶菊是一种经济作物，那报纸上还介绍了销路。父亲心动了，他按报纸上地址邮去80元钱，买回5克甜叶菊种子。16块钱1克！1981年，80块钱可不是小钱，况且还是农村家庭。父亲的思维，父亲的眼界，父亲的行动，我一直钦佩不已，这是我永远的差距。
父亲种植甜叶菊的过程我不是很清楚。一是我在学校读书，每周才回家一次；二是那个时候年龄不大，好多事情都是懵懵懂懂的。
那时从上到下宣传发家致富，县委办主任一行，把我家种植魔芋和甜叶菊等经济作物的收入一估算，再加上其他收入，确定父亲为勤劳致富的能手，家庭成为万元户，冬天进城参加表彰大会。那之后，当时的县委书记和县长也去我家里考察调研过。
我记得有一年放寒假回家，爬坡走到家附近的山梁口时，突然发现一个人站在那里，身穿我从没见过的黄色军大衣，手里拿着收音机，收音机里正播着音。天色已黑，我半晌没认出是谁来，直到站着的人开口叫我，我才知道这是父亲。
我一头雾水，回家后，听父亲摆起前因后果，我才知道这军大衣和收音机都是父亲进城参加表彰大会领回的奖品。父亲还谈起了城里的盛况，他们作为万元户，表彰大会结束后，还统一胸戴大红花，站在汽车上，在县城内各大街道春风得意了一遭。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父亲口中的场面镇得我一愣一愣的。
前次四兄妹聚一起时，老三还给我讲了一些父亲科学试验、科学种植、倾心管理的故事，几十年后我第一次听到这些场景，心中唏嘘不已。
老三说父亲先把泥土整理细碎，再反复用篾筛过筛，筛除粗的泥巴颗粒，保留细小的泥土，确保种植成功；同时，还分块播种，以保万无一失；另外，为防别人破坏，还在隔种植地不远的空房内搭起床铺，晚上守护。老三说到这些，我们又拉开了话匣子，说起了父亲的嘱咐，什么“人走三步回头看”，什么“人防危险抬头看”，什么“耳聪目明才会聪明”，几兄妹不由得感慨万千，也嘱咐旁听的子辈们记住领会。
由于地区日报的宣传，甜叶菊成了香饽饽，远近有人找父亲购买甜叶菊种子，并咨询种植技术。当然，有的是通过邮局来信问明情况和谈好价钱，父亲就把种子和种植技术寄给对方。购买种子的，有的是先寄钱，有的是后寄钱。总的来说，在当时收入还算可观。
甜叶菊种子能卖钱，这是一个发财的门路。甜叶菊种子外型很像一种野茅草花籽，于是就有人去野外弄些这玩意儿，冒充甜叶菊种子卖。后来听人说，有人在各场镇的当场天，用野茅草花籽充当甜叶菊种子，冒顶父亲的名字叫卖。
甜叶菊的茎和叶都可以制糖，要是找到销路也是可以卖钱的。父亲四处打听，均没有找到收购的厂方。那个时候，通讯极度困难，打听这些好难。在没有销路的情况下，父亲又坚持种植了两季，观察发展动向，最后没有新的好消息，只得放弃种植。就这样，甜叶菊成了我们家庭宝贵的致富记忆。
老屋记忆
文/山溪
我人生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老屋中度过的。
老屋大约修建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五柱”木结构穿斗房。1960年父亲从祖籍地刘广坪“沙石盘”搬来居住时，卖了家中的两只老母鸡和几十个鸡蛋，就从别人手中买下了这两间正房一间偏房的三间老屋。
父亲从朝鲜战场复员回乡后，当时的大队书记见他当过兵，个性耿直，公道正派，又是共产党员，有一定的组织领导能力，就安排他到另一个生产队去当队长。那时大哥才三岁多，自己走路下来的，二哥才几个月，是父亲用大箩篼，连同简单的日常生活用具一起挑着来到了新家，几年后才有了姐和我。
老屋坐南朝北，原主人姓罗，听说，因为房屋当北风，“朝向”不好，吹散了老屋先前一家人，导致一大家子病的病，死的死，最终这家人成了“死绝户”。
从迷信来说，这房子不能居家住人的，否则会像前主人一样家破人亡。或许当初房价低廉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吧。
但父亲从不把此事放在心上，他说，身正压百邪，人不对怪屋基，牙不硬怪大米，全是封建迷信，牛鬼蛇神。或许是应了父亲“身正压百邪”的说法。从搬进老屋到我们拆除老屋重建新房的几十年时间里，一家人从没遇过大灾大难，也没患过大病怪病，弟兄姊妹几人健康成长。着实给了那些在背地里叽叽歪歪，乱嚼舌根子人一记响亮的耳光。
老屋所在地是个院子，被人们称之为“上垭口”，有四户人家居住，其余三家都姓罗。虽不同姓，但关系处得非常好，很少为鸡毛蒜皮的琐事争吵，谁家有好吃的，都会拿出来共同分享。一遇逢年过节，上下几个院子的人都会相互走院串户，大人们扯闲谈吹牛，小孩们则踢毽子、打娃儿牌、跳绳、拉猫什么的尽情地玩耍，哄笑打闹声不断，十分闹热。这种场面，是如今乡村永远再也找寻不到的了。
老屋前左侧山梁上有两棵黄桷树，听说是同院子的人栽下的。栽树的人姓罗，是一个教书的老学究，鲁迅先生笔下孔乙己类人物，古板、刻薄、迂腐，满口的“知、乎、者、矣”，但我从来没见过，其子女后辈文墨一般，甚至还有不能识文断字的，也没有一个人继承他的衣钵。
常言，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好在他栽了两棵黄桷树，不但成了雀鸟的栖息地，也成了我儿时攀爬的好去处。取鸟窝，采黄桷叶喂牛，有次取了一窝喜鹊蛋，被喜鹊鸟骂了几天几夜，也由此挨了父亲几荆条棍子，让我懵懂的心长了几分“见识”。但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一场冰雪霜冻中，其中的一棵树枯死了，的确让人惋惜。
老屋旁有棵核挑树，虽没长出几颗核桃来，但每到春夏季节，满树宽大厚实的叶片，却成了我用来包裹麦子面粑的好东西。从树上摘下叶片，用清水冲洗干净，将面团揉压成面粑，用核桃叶包好，然后瓮在带火舌的柴火灰里焖烤，待一定火候，面粑色泽变得金黄，吃起来香脆可口。至今，那口感味道极佳的麦面粑，仍让我念念不忘。在生活困难年代，我作为家中的老幺，才享有这样的“特权”，但逢家中吃面疙瘩，我必烤一个麦面耙。
老屋所处地势较低，一遇绵雨天便阴冷潮湿，地面三合土起水打滑。加之房高只有4米多，无楼层，夏天太阳直晒在屋瓦上，室内温度上升，闷热难受；冬天瓦上结霜，气温骤降，室内寒气逼人。尽管如此，一家人其乐融融，温馨的欢笑声时常在老屋里荡漾。
老屋承载了太多的幸福和欢笑，完成了它既定的使命。上世纪90年代初，我撤出老屋搬到另一个地方建了新房。隔年，二哥在原屋基上重建，只是变换了房屋朝向，改为坐西向东。院子里的其它三家人都分别搬出了老屋，选址建了新房。老院子的宅基地上，只留下一些废弃的残垣断壁，一幅荒凉破败景象。
岁月流逝，风雨飘摇。如今，老屋已不复存在，早已消失在岁月的皱褶中，但他留给我的记忆却是那么深刻和难忘，每每想起，总是充满温馨甜蜜的回味。
湖瘦了
文/王开林
又逢冬季枯水期，湖身已瘦去几握。“几握”是什么概念呢？请别用“减肥”之类的俗喻扰乱自己的想象力，不是轻减，而是摇身一变，唐代美人杨贵妃变成了汉代美人赵飞燕，这是大自然的魔法表演。
看看湖上那些游船吧，丰水期，它们在波浪中颠簸摇晃，新手总是难脱醉驾的嫌疑。眼下，湖瘦了，游船平稳了许多，欢声笑语随风而散。那些向来激进的快艇有了更为激进的冲动，尽管它们只需眨眼工夫就能穿过狭窄的桥洞，把速度和激情演绎到爆缸的地步，但掀不起大浪，就赚不到吆喝，费力不讨好的表演反而显得有些滑稽。
湖瘦了，岛的胆儿就肥了。都说湖上的几座小岛“卧有卧相，坐有坐相”，可平时，我只见过它们的卧相，湖水宛如锦被，从三面把它们包裹得严严实实，仅露出头面来，酣睡太香，却不肯给闯入者留下一隙半罅的盗梦空间。现在，几座小岛全都趺坐在湖心，你眺望它们时，它们也在眺望你，还似乎在频频打招呼：“你好啊！朋友。北风捎来了鹅毛信，真要是落一场久违的大雪，我就表演一夜头白，只怕又是空盼望了。”
岛上的树木，昔日只觉得蓊蓊郁郁，几经风刀霜剑删繁就简之后，如今显得格外挺拔。我在林中徜徉，听见鸟儿的问答，也是关于大雪的。鸟妈妈、鸟爸爸说到“大雪”二字就兴奋，那是它们初恋的记忆，青春的怀想，那支歌是怎么唱的？“雪越下越大，爱就是暖巢，我们赶紧回家”，歌词都快忘光了，这多不像话！小鸟在一旁不厌其烦地问东问西，雪是什么模样？什么颜色？能不能吃？好不好吃？它全都不清楚，这可不能怪它懵懂无知，它出生后一直没见过雪花啊！
别说鸟儿，就是我，走在湖边，也记不起哪年哪月见过一场鹅毛大雪了。可不能简单地说南方大雪本就不多，小时候，大雪是冬天的标配，年年都不会爽约。打满补丁的棉衣很单薄，裤筒和鞋袜里仿佛灌满了冰，被子冷得赛过千年玄铁，大雪说来就来，赖在地上很多天都不肯融化。我记起来了，七岁那年，我独自在门外的禾坪上垒了个大雪人，为了喜兴，也是为了逗乐，我从家中挑了一根大胡萝卜充当雪人的鼻子。哈哈，酒糟鼻，没错！可是家中的老大和裁判长是父亲，他对我的创意不以为然，道理很简单：胡萝卜是用来吃的，不是用来玩的。结果，他撮起雪团追打我，在雪地上，我跑得比兔子还快，跑丢了一只鞋竟然都不知道，最不可思议的是，待父亲回转身，我竟用雪团还击他，瞄得很准，掷在他宽阔的后背上，雪团迸散时，发出“噗噗”的声响。就那次，也只有那次，父亲跟我从禾坪打到菜地，再从菜地打到稻田，把雪仗打得不亦乐乎。家中那条名为好汉的黄狗也追了出来，在雪地里狂奔欢叫。父亲一向老气横秋，这天却仿佛返老还童了，脸上不见一丝愠色，倒是漾出了笑意。大雪真是好东西啊，待到邻家兄弟也跑来加入雪仗时，我们就是上阵父子兵了，我和父亲的双打配合将邻家兄弟打得抱头鼠窜，落荒而逃。那个大雪天，是我见过的父亲最开心的日子，也是我一生中最畅怀的日子之一。父亲去世已二十多年了，四十多年前的那场大雪却还在我的记忆中久未融化，那根胡萝卜也还在充当大雪人的酒糟鼻，它跳出了菜谱，就像孙悟空那样已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我回想起这幕往事，应该流泪才对，可是我笑了，就在这湖边，就在这岛上。
湖真的瘦了，湖湾里的残荷悉数露出长茎。“留得残荷听雨声”，纯属诗人的雅兴，我坐在凉亭中听过一回，却兴味索然，因为雨打残荷的声音毫无乐感。也许还是心境不匹配的缘故，必须让自己的内心完全空静下来，或者满揣着寂寞来听，风味和感觉才恰好吧。烦嚣盈耳，内心的空静难以做到，寂寞也不是那种能够开花结果的寂寞，手机总在口袋里发出各种声音，微信、短信的提醒倒在其次，那些要贷款或卖酒给我的骚扰电话才叫无限殷勤，我在湖边，在岛上，它们都能如影随形，我拒绝了这通电话，还会有人追来另外一通。
岁暮天寒，湖水清瘦，念想比断线的风筝飘得更高更远，就让它们多飞一会儿吧。这时，我看到一位比湖水更清瘦的女士牵着一只白色贵宾犬在湖堤上漫步，红红的小袄子，红红的小鞋子，这是那只狗狗的装扮，好喜气的装扮。
我拍拍额头，再仰望高高低低的浮云，脑海里忽然跳出一个成语来——白云苍狗。我顿时意识到，狗年真的快要进站了。
陪读父亲
文/凝冰
那年中考，我考得不好，父亲找人，花了好多钱，才把我“买”进重点中学县一中。
父亲不是有钱人，他靠在矿上给老板开拖拉机运石料谋生。那天，当我看着父亲颤抖着把家里所有的钱装进包往外拎时，惭愧得头都不敢抬。
“儿子，别难过。”父亲拍拍我的肩，安慰道，“这回我豁出去了，拖拉机不开了，进城陪你去读书。”
父亲在学校附近一个偏僻巷子里，租了间房子。那屋子只有十来个平方，放上一张床和一张书桌后，转身都困难。小屋外搭了一个小棚，里面可以放做饭的炉子。
父亲没文化，又没技术，要在城里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不容易。他仗着开了十多年拖拉机，对维修有些经验，在巷口支起一个摊子，给人修自行车。
也许是新开张吧，父亲的生意很不好，有时一天也挣不上几元钱。即使生意再不好，碰到我的同学来修车，父亲也从来不收他们的钱。后来就不断有人冒充是我的同学来修车。我提醒父亲说，班上真正骑车来上学的，也就十来个人，不要让人骗了。
父亲听了总是呵呵一笑：“骗就让他们骗吧。反正我一看到你们这些背书包的学生娃，心里就高兴，免费给他们修修车也没什么大不了。”父亲善良热心，加上收费便宜，生意慢慢好起来。
县一中对学生学习抓得很紧，每天晚自习都要上到10点。父亲总是准时到校门口去接我，这让我很不自在。这天，我实在忍不住了，说：“爸，求求你，晚上就不要到学校门口来接我了，我是男生，让同学看见多不好意思。”
父亲搓着手，笑着说：“说来陪读，可在念书上一点儿也帮不上你。我总得做点什么。晚上没事，待在屋里点灯还浪费电。到校门口来接你，也算是溜达溜达……”
我苦笑道：“溜达什么呀，没事干你不能先睡觉啊？”见我生气了，父亲忙解释道：“不是我不想早睡，你知道我睡觉爱打呼噜，我先睡了，呼噜如雷的，你回来怎么睡得着啊。”
父亲不再到校门口来接我，很快又找到了活——上街捡瓶子。从此，每天中午我家餐桌上多了一道菜，有时是蒸蛋，有时是红烧肉。我清楚，这都是父亲晚上从街上“捡”回来的。
高二最后一次统考很重要。学校要把成绩排前50名的学生编为一个重点班。进了重点班，就等于一只脚已经跨进了重点大学的门。我特别想进重点班，考试前的那些天，我几乎疯狂了，晚自习回来还要继续看书做练习，不到凌晨两三点不睡觉。
只要我不休息，父亲肯定就不睡觉，他怕他的呼噜打扰我学习。每晚，父亲就拿把扇子默默坐在一旁，为我扇风赶蚊子。
这晚，父亲扇着扇着就睡着了，还打起了呼噜……我看着父亲，心里很内疚，起身轻轻地把父亲放倒在床上。在给父亲脱鞋时，我发现父亲右脚红肿得厉害。
那天晚上，我没心思再看书做习题，就这么轻轻抚摩着父亲的伤脚，就这么听着父亲那起起落落的呼噜声，我感受到了一种强大的力量。
第二天，我问父亲：“爸，您的脚怎么受伤了？”父亲说：“没事，爬树跌的。”
原来在城南有座普济寺，寺里有一棵千年古槐，都说它已成精。如果家长把写有自己孩子名字的红布条系到这树上，它就能保佑孩子考试考出好成绩。人们还说系得高，成绩就考得好。父亲为了能把写有我名字的红布条系得最高，不小心从树上摔下来。
我鼻子一酸：“爸，这次我要是能考进重点班，就是您的功劳。”“是吗？”父亲开心得像个孩子，“明天我还得去看看，要是有人系得比我还高，那我就再往上挪挪。”
不久，统考成绩揭晓，我如愿以偿，进了重点班。一年后，我又考取了重点大学。同学们来自天南地北，一见面很快就成了好朋友。没两天，室友们个个怨声载道，纷纷找到辅导员诉苦，不愿和我同处一室，理由是我睡觉打呼噜，声音还震天响。
我纳闷了，我睡觉打呼噜？不可能呀。父亲和我同睡一屋这么多年，怎么没听他说起？室友们见我不信，就把他们夜里录下的呼噜声放给我听。
听着听着，我的眼泪禁不住流下来。父亲陪读这三年，每晚都在我睡着后才睡，他怕自己的呼噜影响我休息，却让我的呼噜声折磨了三年。
